从乡里小人视角审视陶渊明：其观念对生活创作的重要影响

从乡里小人视角审视陶渊明：其观念对生活创作的重要影响

第32卷第4期，2008年7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乡里尺”视角探讨陶渊明“君谷舒”意象的象征功能及其影响，相关研究由湘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湘潭）孑彩象撰写并发表。陶渊明心目中的“乡野之民”，一类是“督邮”、“渔夫”式的乡野之民，一类是真正的乡野之民，即寻常百姓。陶渊明是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他怀有浓重的“君子、小人”观念，这对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在他的认知里有着特殊的地位。从当地普通人角度看陶渊明笔下的“君子”，他们心目中的“君子”形象，会因所处时代的差异而有所区别。陶渊明是东晋一位著名诗人，在中国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里占有重要位置，被视为他们精神寄托的象征，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不顺或对官场感到厌倦时，常常会转向陶渊明，从他的诗歌和人生选择中汲取力量，以此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并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白居易、苏轼、陆游、辛弃疾等人都是如此。因此，不向五斗米低头也就变成了中国读书人精神领域的一道防线，用来守护自己选择仕途或归隐的权利。

这段话出自萧统的《陶渊明传》。萧统写的内容是这样的：年终的时候，郡里派督邮到县里来，下属官员请求说：“应该穿上官服戴上官帽去见他。”陶渊明感叹道：“我怎么能为了五斗米弯腰向乡里的小孩子呢！”当天就解下官印离职，写了《归去来》（沈约的《宋书·陶潜传》上也有记载）。张虎升等人主张“五斗米”指的是非常有限的薪水，具体是指乡间小吏担任的督邮职位的薪酬。陶渊明这句话显示了他不愿意牺牲个人尊严来换取食物，这与他后来在生活极度困顿时，坚决拒绝江州刺史登门聘请所体现出的信念和果敢行为完全相符。在《归去来辞》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担任官职这件事称作是“深感与毕生志向相悖”，他的决定不再做官，实际上是他内心的抱负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而促使他立刻退隐的直接动机，是他极其反感那些“家乡的俗人”，却又不得不殷勤地侍奉他们，这种情况导致陶渊明在彭泽县任职时，还没等到一年收成，就立刻收拾行装连夜离开了，接着就“回归田园生活”。什么叫作“小人”？《古代汉语词典》中解释，“小人”首先是指身份不高的人，例如《孟子·滕文公上》提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这是上位者对下层民众的贬低；其次是指道德败坏或认知有限的人，比如《尚书·大禹谟》中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再者是指古代男子对身份高于自己的人或同辈的谦称，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述“然明日：‘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可信也，小人实不才一”。显而易见，陶渊明笔下的“小人”并非谦逊表达，是指身份卑微之辈，还是指道德败坏之徒，抑或两者皆是？从“乡里小人”角度审视陶渊明的“君子”形象，他心目中的“君子”又是何种模样？本文拟从这些层面剖析陶渊明的复杂心绪与思想。陶渊明年少时便以“五柳先生”为名号，从不为贫穷而忧愁，也不为富贵而奔波，这种心态深刻体现了东晋士族文人普遍向往隐居生活，追求心灵解放的风尚，这种风气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曾祖父陶侃担任过高官，祖父和父亲也都曾出仕为官。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这为他日后的儒家观念打下了根基，当时“江州人士，大多热衷于经学” (《晋书·范宜传》)，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对陶渊明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作为江州浔阳柴桑人，自然深受熏陶并接受了系统的经学训练和儒家学说，他推崇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心中怀有普度众生的理想，他回忆说：“回想我年轻时，没有乐趣却感到欢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八首》) 。儒家学说推崇安贫乐道的精神，深深打动了陶渊明，他认同“先贤留下的教诲，担忧的是理想而非财富”的观点，并且欣赏儒学中提倡的“温和宽厚”与“平和”的理念，以及那种读书求知的氛围，“君子心胸开阔，小人则常感忧愁”，这些思想影响下，陶渊明经历了多次为官与归隐的人生选择，在漫长的甘苦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他诗歌中“在东篱采菊花，不经意间望见南山”的质朴自然、宁静淡泊的风格，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陶渊明也逐渐构建了他独特的“君子与小人”的评判标准。陶渊明毕生所看重的，他心目中的“乡里小人”，就是那些身份卑微，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之徒，他对此持有批判和否定的看法，这种态度与财富多寡、社会地位高低没有关系。这些人可以大致分为三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像“督邮”那样的小人。督邮是两汉魏晋时期各郡的专职官员，职位不高但权力较大，负责代表太守监督县乡，传达政令，评估官员好坏及是否称职，还兼管司法和追捕逃犯等事务，职责广泛。· 收稿日期：2008—03—17作者简介：谷舒( 1971一) ，男，湖南衡东人，湘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汉语言文字学硕士。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