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的伟大思想家

艾思奇：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人民大众之中的伟大思想家

艾思奇，原名李胜宣，1910年3月出生，蒙古族，云南腾冲人。受父兄影响，自幼深受文化和哲学熏陶。早年曾两次赴日本留学，投身革命。1936年发表《大众哲学》。1948年10月到马列学院（后改名为中央党校）工作，历任教师、哲学教研室主任、校党委委员、副校长。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中共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3月因病去世。

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进群众

艾思奇中学时期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接触和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留学日本期间，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他在上海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1933年6月，他开始以“艾思奇”为笔名发表文章。1934年至1935年，他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24篇哲学文章，1936年发表。1945年1月，该书以《哲学讲义》（第四版改名为《大众哲学》）为名出版，畅销不衰，新中国成立前已出版30余版。该书以生动活泼的语言、生动形象的形式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新哲学”开始深入人民群众。在它的影响下，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这本书满足了革命斗争的需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作用。蒋介石曾感叹：“一本名叫《大众哲学》的书，突破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毛泽东十分推崇《大众哲学》，把它作为提高学校、部队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教科书，还向其他中央领导人推荐。1937年4月，艾思奇的另一本马克思主义大众哲学著作《哲学与人生》出版，毛泽东在阅读该书时，曾摘录了19页。

1937年10月，艾思奇被调到延安工作，当时毛泽东正热心学习和钻研哲学，正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毛泽东对艾思奇的到来表示欢迎，两人经常进行哲学讨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多次与艾思奇交流哲学问题，在这些交流中，艾思奇直接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熟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他提供了学习、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良好机会，为宣传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延安时，艾思奇宣传和阐释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撰写了许多文章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5年撰写了《毛泽东同志四部哲学著作指导纲要》，这是艾思奇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最完整的著作，也是他一生最后的系统研究成果。

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艾思奇不是机械地照搬粘贴，而是结合实践经验去讲解，既遵循毛泽东著作的原意，又创造性地运用。在讲授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问题时，他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没有专门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矛盾论》要讲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十六年的斗争，遇到了区分对抗与非矛盾的问题，1923年，陈独秀把对抗和矛盾都当成非对抗的，甚至不肯承认矛盾。蒋介石用枪杆子屠杀工农，他也想解除工农的自卫武器。此外，还有非对抗的问题，用对抗的方法去解决。 “所以，流血的经历迫使人们考虑对抗与非对抗的区别……这些作品是用血写成的，而不是用墨水写成的。”

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并不是僵化不变的，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的贡献；同时，他也反对对毛泽东对它的发展任意地贴标签，认为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和实际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给予充分的论证和说明。

艾老师广受学生欢迎

1948年10月，艾思奇到马列学院任教，开始了他长达18年的“理论教员”生涯。他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几乎每学期都教一门课，讲课内容以哲学为主，题材广泛，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方哲学史等，涉及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党的建设、文艺理论等。在他的领导下，中央党校在全国率先开设了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课程，并编纂了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

艾思奇讲课时，善于用融会贯通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讲课流畅、一环扣一环，让学生沉浸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魅力之中，真切感受到真理的力量和真理的威力。在讲授事物具有多方面品质的原理时，他说：“一切生物都有品质。人有人的品质，动物有动物的品质。人的品质主要就是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人的品质主要就是阶级性。但是人也是动物，也有动物品质，但动物品质不是人的本质……人也有两种品质，动物品质和化学品质。医生是研究我们身体里的化学变化的。医生不研究我们的阶级性，他专门研究我们的生理性、化学性。”

艾思奇讲课力求创新，他经常反复思考如何让一个话题变得有趣。 1962年，他在讲授《历史唯物主义概论》时，开篇就说：“这个导论应该怎样讲？我考虑了很久……”第二次讲授的导论比较笼统，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但主要是结合实际和我们讨论的问题。他经常变换视角，在1960年的《党史报告导论》中，他突破了原有的格式，从党史的角度去解读《实践论》和《矛盾论》。1964年，他又从党史的新视角，进一步阐述了《两论》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教学中，如果不区分场合，不询问听众，不研究新材料、新问题，只是简单地引经据典、逐字背诵，就不能很好地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讲到一些概念和原理时，艾思奇经常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以前教科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不一定正确，而应该从实践出发，从实际出发，从理论出发，从实践 ...完整。他主张应这样定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向社会历史研究的推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掌握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认识，了解……社会的理论和改造社会的方法，研究各种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的理论。”

艾思奇在讲课中强调“针对性”，强调应用。他在讲义中说：《实践论》告诉我们，从认识过程上要克服主观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走实践、调查研究的道路，根据群众路线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等；《矛盾论》也告诉我们，从方法上要克服主观主义，学会善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毛泽东的“两论”给了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的精神武器，掌握了这一极其锐利的武器，我们就能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就能更正确地认识世界，更有效地改造世界。

艾思奇不只是在党校讲课，社会各界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应邀去讲课。他给党的高级领导、普通干部、普通民众、青年学生都讲课，备课一丝不苟，从不马虎。他还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社会发展史》课程，并在北大哲学系开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原著等课程。3月，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社会发展史讲座》，当时全国有50万人聆听和学习了这次讲座，成为全国最大的“课堂”。后来，讲义被汇编印刷成书——《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出版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其影响力丝毫不亚于《大众哲学》。

始终实事求是，朴素低调

艾思奇始终把“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人生原则。“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后，艾思奇就写文章赞扬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下放河南，看到党的政策中存在许多问题，便给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写信，指出“过高的生产指标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还发表了《破除迷信，树立科学才能战无不胜》、《无限性和有限性的辩证法》等文章，强调“艰苦奋斗的热情必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既要深信人民的无限力量，又要注意人民力量的有限方面”。

艾思奇为人很谦虚、低调，他经常跟同事说自己感性认识不多。为了弥补这个“不足”，他多次到北京海淀区农村、天津工厂参观学习，在下放河南期间也虚心向人学习，自己撰写演讲稿、文章，觉得累了就在阳台、湖边散步，然后继续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很少上门拜访别人聊天，偶尔会跟同事聊聊工作、生活，一点权威都没有。

艾思奇一生酷爱读书，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家里藏书近万册，每当有空闲时间，他就沉浸在书海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他有不写不读的习惯，凡是他认为有价值的书，他都留一份，有的用笔写下笔记、评语和随想。为了能读到世界各地的原著，他还以顽强的毅力学习和掌握了多门外语，早年学习过英语、日语和德语。为了准确理解列宁主义理论，他开始学习俄语。

艾思奇的脑海里充满了工作和哲学，他看时间如金。他在北京呆了好几年，只上过一次长城。他热爱音乐，但也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娱自乐。游泳、滑冰、写书法，都要挤时间，才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多休息一点，自己都觉得愧疚。教学、研究、会议、行政事务，各种工作都很繁重。时间不够，只好牺牲睡眠来弥补。长此以往，自己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由于工作繁重，他的健康状况一天天恶化，在56岁时就英年早逝。这是新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损失。

艾思奇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在延安期间，他曾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等领导职务，不介意被调到马列学院当老师，他最喜欢的头衔就是“艾老师”。毛泽东给他的手写信，特别是一字不差地抄录下来的19页《哲学与人生》读书笔记，他一直小心地保存着，从未公开过。1964年，中央领导同中央党校全体学生和教职工合影时，毛泽东本想和艾思奇握手，但隔着好几排人才找到他。

艾思奇为人正直，在党校学习的18年里，没有个人恩怨，1960年被任命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但他从不摆架子，不贪污公款，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家人谋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