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记载陶渊明趣事，五柳先生身份成谜，学者观点分歧？

宋书记载陶渊明趣事，五柳先生身份成谜，学者观点分歧？

据《宋书·隐逸传》记载，陶渊明年少时便有着高远的志趣，他曾经撰写《五柳先生传》来以自身进行类比；随着《五柳先生传》被广泛地传播，这篇文章逐渐被当作陶渊明的自传，五柳先生开始和陶渊明等同起来；比如庾肩吾在《谢东宫赐宅启》中说 “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其认为陶渊明住宅旁边种设有五棵柳树；又像《直斋书录解题》里提到 “渊明字元亮，大司马侃曾孙，自号五柳先生”，其觉得陶渊明自号为五柳先生；部分学者对《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自传的传统观点予以反对，只是五柳先生到底是谁呢 ？诸家颇有分歧。

王振泰所著《〈五柳先生传〉陶渊明“自况”“实录”说质疑》提出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五柳先生指的是陶渊明的父亲，这位陶父的生平事迹并不为人所知，在各种史传当中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载，仅仅是在《命子》这首诗里面提到了“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寘兹愠喜”这样的内容。而陶渊明为自己的父亲作传，却称其为五柳先生，并且还说“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这种情况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

李长之在《陶渊明传论》中提出，诸多好事之人用车载着酒去消除疑惑，这才使得《饮酒》其十八中“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得以实现，此两者是对应的，就如同“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一样，而“有时不肯言”就如同出自姊妹篇的《五柳先生传》里的“闲静少言”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也是如此 。川合康三指出，《五柳先生传》大量袭用《汉书·扬雄传》的记述，吴国富指出，《五柳先生传》大量袭用《汉书·扬雄传》的记述，李剑锋指出，《五柳先生传》大量袭用《汉书·扬雄传》的记述，于溯等国内外学者指出，《五柳先生传》大量袭用《汉书·扬雄传》的记述，范子烨在《“五柳先生”是谁》中进一步申论，认为《五柳先生传》“是汉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的传记，该传的传主是扬雄，而不是陶渊明”，此说近年来颇为学界采纳，徐国荣在《“五柳先生”人物原型及精神风致之渊源探论》中主张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扬雄，邵明珍在《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中主张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扬雄。但扬雄的姓、名、字以及籍贯，清晰且明了，并且和“五柳”没有直接的关系，《五柳先生传》与《汉书·扬雄传》，虽然存在多处重合的地方，然而也有着不少细节方面的差异，比如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话语，像“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扬雄身上是找不到对应的记载的 。

纵观《五柳先生传》阐释历程由来，有人会把它当作陶渊明自身自传看待，还有人觉得它是以某特定历史人物作为原型塑造。总而言之，五柳先生并非虚构出来文学形象，是确确实实有真实人物存在的。

《咏贫士》其四提到“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称：“意谓自黔娄以来将近千年矣，而未复见黔娄之辈也。”《五柳先生传》明确把五柳先生归为黔娄的同俦，这与前诗存在矛盾，能够证明其并非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陶渊明诗文中还有不少类似五柳先生的人物形象。

《拟古》其五表明东方有一士，其被服常常不完备，三旬才九遇食，十年才著一冠，辛勤程度无有能比，却常有好容颜，我欲观其人，晨去越过河关，青松夹路而生，白云宿于簷端，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该东方一士和五柳先生一样，不知何许人，不详其姓字，衣食匮乏，生活艰苦，却泰然自若，唯一区别是，五柳先生喜好饮酒，东方一士擅长弹琴 。苏轼在《和东方有一士》篇末自注言道，“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不知从之游者谁乎？”袁行霈所著的《陶渊明集笺注》则表明，“此东方之士乃设为理想中人，非固定指某人，亦非自指。”

《饮酒》其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将此兀傲长独醉的“一士”与东方一士结合，便几乎等同于五柳先生。

‘咏贫士’其六提到仲蔚喜爱居于穷困之所，围绕住宅生长着蒿草蓬蒿，呈现出遮蔽状断绝交往应酬，创作诗歌颇为擅长精巧，整个世间没有知晓他的人，唯有刘龚一人知道，这位人士为何独自如此，实在是由于很少有与之相同之人，耿介地安于自身的事业，所乐于的并非穷困或通达，人事方面固然因为笨拙，姑且得以长久跟随，张仲蔚隐没身形不出来做官，居住在简陋的街巷，停止交往断绝应酬，以赋诗来自我娱乐消遣，他这个人他的行为也十分接近于五柳先生 。

如果从《五柳先生传》语汇渊源跳出，就“柳”这一标志性要素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就“不慕荣利”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就“好读书，不求甚解”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就“嗜酒”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就“家贫”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就“酣觞赋诗”立论，嵇康具备五柳先生特征。据《晋书·嵇康传·向秀传》、张骘《文士传》，嵇康恬静寡欲，嵇康博览该通，嵇康反对注疏之学，嵇康认为向秀注解《庄子》是“妨人作乐尔”，嵇康宅中有一茂柳树，嵇康弹琴咏诗，嵇康自足于怀，书里说“家虽贫，有人就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噉清言而已” 。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叙述“石户之农”事迹，称“不知何许人也”，叙述“伯成子高”事迹，亦曰“不知何许人也”，叙述“荣启期”，同样说“不知何许人也”，叙述“长沮、桀溺”，还是讲“不知何许人也”。陶渊明《集圣贤群辅录》，两处提及嵇康《高士传》。陶渊明《杂诗》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缓带尽欢娱，起晚眠常早”，诗中所描绘的理想生活场景，与嵇康“今但欲守陋巷，教养子孙，时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意毕矣”，高度一致。

综上所述，与其讲五柳先生是依照某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当作原型，倒不如说是某类群体的一种缩影，该群体主要涵盖不慕荣利的隐士，任真自得的高士，固穷守节的贫士，黔娄、扬雄、张仲蔚、嵇康、陶渊明全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所以，他们身上存在许多与五柳先生、东方一士相同的地方。

如《宋书·隐逸传》所论述的那样，陶渊明撰写《五柳先生传》以自比，因为生活境遇、兴趣爱好、人生追求以及精神品格高度相像，后世渐渐把二者视为等同，于是陶宅旁边有了五棵柳树，陶渊明也多了五柳先生这样一个雅号 , 但是陶渊明终究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面对生命的消逝、生活的艰难、亲友的死亡，并不能够像五柳先生那般“晏如也”，时常会出现充满牢骚与愁苦之意的言语，如《悲从弟仲德》中“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如“怀人在九冥”，又如《杂诗》其二中“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还如《咏贫士》其一里“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不断诉说自身饥寒、孤独，“悲”字屡屡出现。而《感士不遇赋》更是接连用了“慨然惆怅”“悲夫”“悼”“悲”“泪淋浪”“伤”“苦辛”“悲泣”等词语 。

杜甫指出，陶渊明虽避世隐居，却“未必能达道”，其原因乃诗文中颇具人生枯槁的遗恨。真德秀在《跋黄瀛甫拟陶诗》中说“虽其遗宠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 。李梦阳在《刻陶渊明集序》中称“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他们均敏锐地留意到陶渊明及其作品中慷慨悲凉的一面。相较于理想化、符号化的五柳先生，“道胜无戚颜，贫富常交战”才是陶渊明生命历程的真实写照。《五柳先生传》单单突出了陶渊明“道胜无戚颜”的那一面，现实里的陶渊明常常处在“贫富常交战”的那种矛盾挣扎当中，也曾有过动摇怀疑，最终隐居不再入朝为官，展现出了坚定的意志以及顽强的毅力，就如同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里所说的：“（陶公）端居自励，亦深以怀疑改辙为警，曰：‘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曰：‘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曰：‘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概而言之，那种把《五柳先生传》当作陶渊明自传的观点，过度突出了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特性，过度突出了其诗酒旷达的特性，过度突出了其隐居闲适的属性，相对而言淡化了他感时忧世的方面，相对而言淡化了他寄慨遥深的面向，相对而言淡化了他孤独寂寞的面向。这样一来，陶渊明多了一份飘逸，少了一份厚重，原本复杂的人物形象变得趋于扁平化。另外，认为将五柳先生的原型确认为某个具体历史人物的观点，忽视了前者身上所折射出的群体精神品格，忽视了其艺术虚构色彩，其所蕴含的丰富文化象征、广阔阐释空间也因而流于单一化。

《光明日报》（2023年09月1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