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接受史极简叙述，生前无名身后受何关注？

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接受史极简叙述，生前无名身后受何关注？

历史人物越显重要，其接受史就越加繁复，资料众多且纷繁复杂，一旦深入其中，便难以抽身，往往容易陷入冗长而内容单薄的综述之中。此时，一个可行的策略或许是在全面审视之后，先对其中一些关键节点进行简要阐述，梳理出清晰的脉络，随后再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在此，我们将对中国文学史上对陶渊明（365-427）的接受过程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

陶渊明，这位伟大的诗人，在世时并未享有显赫的名声。他的些许知名度，并非源自其诗文，而是因为他作为当地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隐士，位列“浔阳三隐”之一（其余两位为刘遗民、周续之）。在他离世之后，他的年轻友人颜延之撰写了《诔》文，文中着重赞颂了他的品格魅力，而对于他的创作则鲜有提及。沈约作为首位为陶渊明撰写传记的学者，其关注点始终聚焦于陶渊明的隐士身份，并将他收录于《宋书》的《隐逸传》一卷；尽管在《宋书》中与文苑传相仿的《谢灵运传论》部分中，提到了众多当时的作家，但陶渊明并未被提及。到了唐朝初期，官方对《晋书》进行了重修，陶渊明依旧被安置在《隐逸传》之中。

正确把握历史人物的核心在于确定其定位，首先需明确将这位人物的雕像或纪念牌放置于何种类别之中，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准确界定人物所属的类别，后续的讨论和评价才能得以进行。

陶渊明，一位中途出家遁世的隐者。他原本身居官职，在41岁那年毅然选择了隐退。沈约对此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陶渊明是预见到东晋王朝将被掌握重兵的权臣刘裕所颠覆，加之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担任过本朝的大司马，因此他深感羞耻，不愿再屈居后人之下，自刘裕称帝，国势日益强盛，他再也不愿出仕。于是，他放弃了彭泽令的职位，选择回归故乡，过起了隐居生活。沈约的这一番大胆推测，后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朝时期，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关注的作家包括鲍照与江淹，而学者钟嵘（生卒年约466年至518年）以及萧统（生卒年约501年至531年）则被视为该领域中的关键性人物。

鲍照曾效仿过陶渊明的诗风；在江淹的著名作品《拟古三十首》中，他创作了一首模仿陶渊明的诗，其形神之逼真，以至于后来这首诗被误收入陶渊明的诗集，直到很久之后才被识别出来并从中移除。诗人的审美往往超越史学家，他们的创作目的并非仅仅是为前人立传，而是通过文学手法来展现人物的风采和神韵。

钟嵘在其著作《诗品》中，首次将陶渊明定性为诗人兼才子（凡被收录于《诗品》之中者，均被视为才子），并将其归为中品之列。其评价之语为：

其作品源自应璩，亦与左思的风格相得益彰。文风简约，几乎不见冗长之句。笔触执着于古朴，辞藻悠扬而愉悦。世人皆赞其质朴无华。诸如“欢然酌春酒”“日暮天无云”等句，风姿卓越，清新脱俗，岂止是乡村俚语？堪称古今隐逸诗人的典范。

这段观点随后遭到了众多质疑：陶渊明的诗作源头被归结为应璩，这一结论令人费解；钟嵘对陶渊明那些“风华清靡”的诗句情有独钟，这或许与他所处的齐梁时代诗风有关，然而这并非陶渊明诗作的精髓，过分强调这一点似乎与陶渊明的本真相去甚远；将陶渊明仅定位为中品，更是引发了广泛的批评之声。有人竟编造谬论，声称在某个版本的《诗品》里，陶渊明原本被定位为上品，却不知为何错落至中品之列。采用如此荒诞不经的方法来纠正钟嵘的观点，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与那些过去完全忽视诗人陶渊明存在的史学家沈约、评论家刘勰（他们的《文心雕龙》评价众多作家，却未曾提及陶渊明）等人相比，钟嵘将陶渊明明确界定为诗人，其见识已远超前辈，这一成就堪称非凡。“简古”“婉惬”的评价也十分精准深刻，极具参考价值。评判文学批评家的能力，需将其与前人及同辈人士的才识进行对照，无需参考后世之人的评价。

萧统率先选取了陶渊明的文学作品，为其编纂了一部文集，并亲自撰写了序言，为他撰写传记，同时还将他的九篇作品收录进《文选》，所选篇目充分展现了其鉴赏眼光。

在陶渊明的接受历程中，萧统的贡献尤为显著。他既是开创性的编辑家，又是独具慧眼的选家。对于关注文学接受史的研究者来说，编辑家和选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然而，那些缺乏独立见解、仅从事编辑技术工作，或是将公认的佳作汇编成平庸选集的编者，在文学接受史上则可以忽略不计。

在萧统的《陶渊明集序》中，开篇便以大量文字赞颂陶渊明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崇高品格，随后转向对其诗歌和文章的论述，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

陶渊明的诗作中，篇篇都流露出对酒的喜爱，但我在阅读时，却发现他的本意并非仅仅在于酒，而是借酒来抒发情感。他的文章独具一格，辞藻优美，气势磅礴，独树一帜，抑扬顿挫，清亮明快，无人能及。他的文笔如同横渡波涛，靠近流水，攀登青云，直上云霄。在谈论时事时，他的言辞明确而引人深思，在表达个人情感时，他的胸怀宽广且真诚。再加上他坚守志向，安于道德，苦守节操，不以亲自耕作为耻，不以无财为忧，除非是大贤之人，坚定志向，与道德相融，又有谁能做到如此境地呢！我对他的文章十分喜爱，难以放下，对他的品德也十分倾慕，遗憾不能与他同时代。因此，我更加努力地去搜寻，大致地加以分类。在《闲情赋》这篇文章中，杨雄所说的劝百而讽一，却并未起到讽谏的作用，何必挥动笔端去感慨，真是令人惋惜啊，这样也就足够了！于是，我粗略地为其作传，并将其编入记录中。曾有人认为，那些能够阅读渊明作品的人，能够消除争名逐利的欲望，摒弃吝啬的心态，贪婪的人可以变得廉洁，懦弱的人可以变得坚强，岂止是能够践行仁义，辞去爵禄，更无需远赴太华，寻求柱史的庇护，这同样对教化风气大有裨益。

萧统本人品行端正，在为陶渊明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流露出对“风教”的重视之情。他明确指出《闲情赋》的不足，认为这样的作品不宜创作，以免损害自己的声誉，这些观点难免会让后人产生反感；然而，他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和赞美，确实蕴含着深刻的见解。萧统认为，陶渊明不仅是一位道德高尚的贤者，而且在文学创作上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文章不群”中的“文章”涵盖了诗歌、赋文以及散文（《文选》中亦是如此，包括这三大类作品），而“不群”一词则表明陶渊明的文学造诣超越了常人——这种评价相较于钟嵘而言，无疑更高，且颇具独到见解。

概而言之，陶渊明在南朝时期受到了三次认可：沈约称其为浔阳名隐；钟嵘赞其为中等水平的诗才；萧统则誉其为一流的贤能作家。随着不断的提升与认可，陶渊明的地位逐渐与后世对他的评价相契合。

陶渊明在唐朝的认可度并不高。唐诗中虽然多次提及陶渊明，但往往只是从他的某个特定方面进行论述，或者仅仅将其作为典故引用，稍作提及便作为点缀。钱锺书先生曾评论道：“我广泛阅读了整个唐朝的诗人们，在初唐时期，王绩对陶渊明的提及最为频繁；他喜欢陶渊明饮酒的习惯，与自己有共同的喜好，并非赞赏他的诗作。”尔后诸如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祐、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众多诗人，他们在创作关于重阳节、归乡、担任县令、隐居等主题的诗歌时，偶尔会引用陶渊明的典故。《谈艺录》中提到，尽管如此，我们仍需给予足够的关注，因为这种现象的普遍认可，反映出陶渊明及其诗作在唐朝时期已经享有盛誉，广为流传。文集的编纂使得其作品易于传播，而《文选》在唐代不仅声名显赫，其地位和影响力更是达到了顶峰。

在陶渊明被广泛接受的历史进程中，宋朝时期尤为引人注目。当时，陶渊明的文集版本繁多，不仅有刻本，还有附注的版本，这些极大地促进了陶渊明作品的传播。同时，学者们开始着手编撰陶渊明的年谱，众多著作也对陶渊明进行了评价。正如《谈艺录》所言，“渊明文名，至宋而极”，从此，对陶渊明的研究迈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在宋代，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尤为关键，一位是杰出的文学家苏轼（生于1037年，逝于1101年），另一位则是著名的理学家朱熹（生于1130年，逝于1200年）。

苏轼对陶渊明的诗作极为推崇，他曾表示：“听闻江州东林寺藏有陶渊明的诗集，正打算派人去搜寻，不料李江州却突然送来一部赠我。这部诗集字体较大，纸张厚实，令人欣喜。每当身体不适时，便随手翻阅，通常只看一篇。唯恐阅读完毕后，找不到消遣的方式。”（《东坡题跋》卷一《书陶渊明羲农去我久诗》）虽然这番话或许有些夸大，但苏轼对陶渊明诗作的热爱却是毋庸置疑的。

苏轼阐述陶渊明诗的妙处，有道是——

陶渊明若欲从政，便毅然投身，不因追求功名利禄而有所顾忌；若想隐居，便决然离去，不因离开尘世而感到自豪。饥饿时便敲门求食，饱食后则以鸡黍待客。自古以来，人们都称赞他，因为他坚守真实。

我对诗人并无特别偏好，唯独对陶渊明的诗作情有独钟。陶渊明的诗作数量并不多，但他的诗歌既质朴又华美，既清瘦又丰腴，即使是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等众多大家，也无人能出其右。我前后共和陶渊明的诗有一百零九篇，每当读到他的得意之作，我自认为并不逊色于陶渊明。（出自《东坡续集》卷一《与苏辙书》）。

所崇尚的，是那种外表看似枯槁而内里却充满润泽的美，表面看似平淡却实际上颇具韵味。如陶渊明、柳宗元等人，便是这样的典范。（出自《东坡题跋》卷一《评韩柳诗》）

东坡认为，陶渊明在做人方面以及诗歌创作上都极为诚实朴素，他的作品虽不多却质量上乘，外表看似平凡无华，实则内涵丰富，滋味悠长。这些特点确实是陶渊明之所以卓越的所在，但前人并未对此有明确阐述。苏轼对追和陶渊明的诗作极为珍视，他曾一一追随并创作了一百零九篇，再加上十五篇，共计一百二十四篇；他不仅自己投入其中，其弟苏辙亦受其影响，创作了数十首和诗，并将这些作品汇编成四集；此外，苏辙还撰写了《追和陶渊明诗引》，在其中引用了苏轼的信件，对陶渊明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八个字后来广为流传。

苏轼将陶渊明的诗作视为超越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等历代诗人，甚至包括了建安、南朝以及唐代的全部诗人，从而将陶渊明在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推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苏东坡的这番评价分量极重，使得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确立了其崇高的地位。

东坡曾以陶渊明的诗作为例，深入剖析其文学语言的精妙之处。在惠洪的《冷斋夜话》卷一中记载：“东坡曾说过，渊明的诗作初读时似乎平淡无奇，但仔细品味却能发现其中的独特趣味。比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此句实为江淹模仿陶渊明之作，当时尚不知其真相）他还提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深巷之中，狗吠声声；桑树之巅，鸡鸣声声。大体上，才华横溢且思想深邃的人，其寓居之处便能领悟到其中的奥妙，其语言表达精确无比，竟能达到如此境界，宛如高明的工匠挥动斧凿，却不见其痕迹。那些不知其妙的人，耗尽精力，直至生命终结仍无法领悟，而平庸之辈却也称其为佳作。此类深入浅出的分析，若非有创作经验的学者，难以如此透彻地表达。在文学接受的历史长河中，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家往往超越那些死读书的学者。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且曾在陶渊明故里——南宋时称作南康军——担任过地方职务，因此他对陶渊明一生所倡导的义利分明、品德崇高的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陶渊明不仅个人品德高尚，而且其思想对于地方乃至全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他曾经这样说道：“晋、宋时期的人物，虽然崇尚清高，但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官职。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却谋取权势和财富。陶渊明却能坚守清贫，这正是他超越晋、宋人物之处。”他在关注与陶渊明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包括传说中的陶渊明“醉卧其上”的“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遗址，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了积极的保护和推广，并且还新建了一座纪念性的“归去来馆”。朱熹于学宫东侧创建了以陶渊明为尊的“五贤祠”，其中其他四位贤者分别是刘凝之父子、李公择、陈了翁；而在西侧，则建有濂溪周先生（即理学先驱周敦颐）的祠堂，与之并祀的是二程先生（程颐、程颢）。得益于朱夫子的积极倡导，陶渊明在理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几乎被视为该领域的先驱。

朱熹对陶渊明的政治品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特别赞扬陶渊明对君王的忠诚以及“不仕二姓”的崇高节操，并致力于将陶渊明塑造为符合当时道德规范的楷模。在《向芗林文集后序》中，朱熹借鉴了沈约最早提出的“耻复屈身后代”的观点，明确指出：

陶元亮出身于晋朝宰辅世家，他深感耻辱，不愿再让后代屈居人下。自从刘裕篡位夺权以来，他便坚决不仕。尽管他的功名事业颇为显赫，但他在诗歌中表达的高洁情操和超凡想象，使得后世许多能言善辩之士都自叹不如。古时的君子，对于天命、民风、君臣、父子等重大伦理法则，都怀有深厚的情感，因此，当他们确立了崇高的地位之后，便能够谈论出高尚的节操和精妙的语言。

这实际上是对沈约之前的推测进行了证实，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化。在专制主义时期，所谓的“大伦大法”被视为理学家们崇敬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其地位稳固，不容许有任何动摇。自朱熹提出“忠”与“愤”来评价陶渊明之后，这一观点成为了陶渊明研究领域的核心主题。继此之后，汤汉所著的《陶靖节先生诗注》作为一部代表理学家观点的著作，成为了“忠愤”学说的重要发源地和支撑点。（参见顾农《陶诗“忠愤”说的策源地——读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1期）

随着理学地位日益攀升，朱熹对陶渊明的论述逐渐被广泛接受，这对陶渊明作品的经典化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关于陶渊明“忠愤”的误解却长期流传，至今仍对人们正确理解陶渊明造成干扰。

朱熹明确指出，陶渊明之所以在文学上取得显著成就，关键在于他身为东晋王朝的忠诚臣子，其品德尤为崇高。在儒家经典《论语·宪问篇》中就有“有德者必有言”的基本观点，而朱熹则将陶渊明视为一个因品德高尚而才华横溢的典范。

在众多理学家中，朱熹的文学造诣堪称翘楚，他本人的诗作亦颇具水准，因此对于陶渊明的文学造诣，他有着深刻的感悟。他曾言：“陶渊明的诗作看似平淡，实则源自自然。后世若效仿其平淡，往往难以达到其境界。”此外，他还发现陶诗中蕴含着豪放之韵，“然而这种豪放却让人不觉其存在。真正显现其豪放本色的，非《咏荆轲》莫属，一个看似平淡的人，又怎能说出如此豪放之词呢？”（《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中记载），此乃对陶渊明其人及其诗作所蕴含的某种复杂性的深刻揭示，颇具洞察力。朱熹与那些仅以枯燥理论为务的理学家相较，自有其独到之处。

宋元明清时期，对陶渊明的作品进行注释、剖析和研究的活动未曾间断，涌现出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成就。然而，在整体接受史的大框架上，变化并不显著。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状况才发生了显著的转变。

自“五四”运动以来，有关陶渊明的接受资料颇为丰富，其中梁启超（1873-1929）和鲁迅（1881-1936）的相关论述尤为引人注目。

梁启超在《陶渊明》一书中对陶渊明进行了深入探讨，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出版。书中提出陶渊明享年56岁这一观点，曾经颇具影响力，激发了人们重新审视陶渊明生平的热情，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这一关于陶渊明56岁寿终的观点却缺乏充分的依据。梁启超的重大贡献体现在他对当时广泛流传的“忠愤”论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阐明了陶渊明选择隐退的真正原因——“仅仅是无法忍受当时官场的污浊，不愿与那些热衷于官场的人为伍，对于刘裕的帝业兴衰并不关心”。“在那个时代，士大夫们追求浮华，竞相追逐名利，道德沦丧，这是陶渊明最为痛心的事情。尽管他无力改变风气，至少他坚守自己的原则，不愿随波逐流，丧失自我的人格。”渊明弃官的根本原因……若仅仅认为是因为姓司马或姓刘的争执，那未免低估了他的境界。”陶渊明的“忠愤”之声至今仍回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深邃与前瞻性。

中古时期的政权更迭多采取禅让之制，既然是效仿“尧舜禅让”而非“汤武革命”，那么百姓无需对前朝保持永恒的忠诚，而是可以顺应时代变迁。然而，自赵宋时期起，国力相对衰弱，时常面临外敌的威胁，因此特别重视“忠君”之道。历史需要与时俱进，古代的贤者也必须在忠诚于君主这一方面树立典范。昔日对陶渊明诗作以“忠愤”一词进行解读尚可接受，然而时至今日，仍有部分学者将“忠愤”视为陶渊明性格的核心优势，这种做法似乎有些拘泥于传统，甚至有失偏颇，未免对陶渊明的评价过于狭隘。

鲁迅对于陶的研究观点散布在他的杂文和随笔中，并未形成系统而集中的阐述。然而，凭借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和锐利的批判精神，加之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崇高声望，他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时至今日，这些观点仍频繁被学者们引用。例如，以下三则论述，便为人们提供了诸多启示。

陶潜生活在晋朝末期，与汉末的孔融、魏末的嵇康在时代转折点上颇有相似之处。然而，他并未表现出激昂慷慨的情感，因此赢得了“田园诗人”的美誉。然而，《陶集》中的《述酒》一文，却透露出他对当时政治的关注。由此可见，他对世事并非全然遗忘或冷漠，只是他的态度相较于嵇康、阮籍更为平和，不至于引起过多关注。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正如之前所述，那就是习惯。当时饮酒之风已经传承已久，人们习以为常，加之汉魏晋时期相承不远，历经诸多变革，人们对这些变迁已司空见惯，因而并无太多感触。陶潜与孔融、嵇康等人相比较，自然显得平常。比如，观察北朝的墓志铭，常能看到官位晋升的详细记载，若仔细审视，会发现墓主已历经两三个朝代的更迭，然而在当时，这似乎并不足为奇。（《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那些声名显赫的隐居者，往往已经拥有了“悠然自得，得以安度余生”的愉悦。若非如此，他们清晨砍柴，白天耕作，傍晚浇灌菜园，夜晚编织草鞋，又怎会有品茶吸烟、吟诗作赋的空闲时光呢？陶渊明先生乃我国声名显赫的隐士，被誉为“田园诗人”。尽管他未曾创办期刊，亦未曾享受庚子赔款，但他拥有家仆，这些家仆在汉晋时期不仅负责伺候主人，还负责为主人耕种土地、经营生意，这些都是他赚取财富的手段。因此，即便陶渊明先生，也多少懂得一些赚钱的门道，否则，他老人家不仅无酒可饮，连饭都难以果腹，恐怕早已在东篱旁饿殍而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归去来辞》与《桃花源记》入选选家之列，陶潜先生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备受论客赞誉，其在后世人心目中形象飘逸久远。然而，在全集之中，他偶尔亦显时尚，“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的句子，竟有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鞋子的奇思妙想。尽管后来他自述因“止于礼义”而未能贯彻始终，但这些充满奇思的坦白，终究显得颇为大胆。便是诗歌，除了那些让人敬佩的“悠然见南山”之外，还有“精卫鸟口含细枝，意图填平浩瀚的沧海，形天挥舞着干戚，坚毅的意志始终未减”等表现“金刚怒目”的篇章，它们都在表明，他并非整日整夜都处于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这里的“坚毅的意志始终未减”与“悠然见南山”出自同一人之手，若是在二者之间有所取舍，那就不能称之为完整的个体，若是再加上抑扬顿挫，那就更加偏离了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实际上，第一段对“忠愤”说提出了质疑；第二段则从经济基础的视角对陶渊明进行了探讨；第三段则揭示了陶渊明作品的丰富内涵，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卓越见解。（详见顾农《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第84辑，2019年第3辑。）

总体而言，在陶渊明的研究历程中，钟嵘、萧统、苏轼、朱熹、梁启超、鲁迅这六位人物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众多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们，尽管各自有所成就，贡献亦不可忽视。然而，真正能够对接受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终究是寥寥无几的几位大师级人物。尽管我们无法成为大师，但对他们所做的研究和得出的结论，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将之作为我们进行学术实践的重要指引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