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图之问征夫以前路：陶渊明为何弃官归田园？

归去来兮图之问征夫以前路：陶渊明为何弃官归田园？

《归去来兮图》中的《问征夫以前路》一画，系明代画家马轼与李在、夏芷共同创作，生动展现了陶渊明辞去官职、归隐田园的场景。

山丘与尘网之间

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陶渊明年满四十，毅然决然地辞去了他担任的最后一份官职——陶泽令，重返他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隐居生活的开始，他心中充满了释然与喜悦，挥笔写下了《归田园居五首》，其中有一句如此描述：“我自幼不喜迎合世俗，天性中便热爱着山川田园。不幸陷入世俗的纷扰，一晃三十年已逝。”

研究者指出，陶渊明在文中提及的“三十年”实则带有夸张之意，实际上，自他29岁初任江州祭酒起，他的官场生涯仅有十余载。然而，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在青少年时期就与常人迥异，他向往着山林隐居的生活。那么，既然他如此渴望隐逸，为何又选择踏入官场呢？

陶渊明所处的年代，正是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盛行的时期，士人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门第身份。正如他在《命子》一诗中追溯的家族渊源，学术界普遍认为他的曾祖父陶侃，是那位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长沙郡公的功臣。即便如此，这位东晋时期的著名官员，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依然需要经受门第身份的考验。陶侃之父曾任职于吴国军队，身为亡国之将的后代，陶侃自幼便生活在贫困孤独之中。尽管他后来勤奋努力，却并未得到当时士人的重视。《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注释，刘孝标引用了《晋阳秋》的记载，提及陶侃曾与羊晫一同乘车拜访东吴的知名士人顾荣。当时，吏部郎温雅目睹了这一场景，竟对羊晫嘲讽道：“为何要与小人共乘一车？”

陶侃离世之后，其家族的名望并未有所提升。在史书的记载里，陶渊明的爷爷陶茂曾经担任过武昌太守的职务，然而他的父亲却没有任何事迹被记录下来。学者钱志熙在《陶渊明传》一书中提出，陶渊明的父亲很可能从未担任过官职，他本人可能就是一位隐士。换句话说，依照当时的门第标准，陶渊明只能被视作一个出身寒微的士人，这也难怪他会有“性本爱丘山”的情怀。

宋画《虎溪三笑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FOTOE供图）

在义熙元年的《归去来兮辞》序文中，陶渊明提及自己少年时期家境贫寒，耕作不足以维持生计。当时，亲朋好友纷纷劝他外出担任官职，以谋求温饱。在后续的众多诗作中，陶渊明反复阐述，他之所以选择从政，实乃生活所迫。钱志熙在分析这种观点时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陶渊明曾担任桓玄的参军，而桓玄最终篡位称帝。尽管在谋反事件发生时，陶渊明恰巧因母亲去世而离开了江州，但这对自诩清高的他而言，无疑是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因此，他深感早年轻率地步入仕途，在政治抉择上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以至于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有过追求政治生涯的愿望。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陶渊明没有追求功名成就的愿望。他的祖先留下了辉煌的业绩作为榜样，尽管他年少时家境贫寒，但他热衷于广泛阅读，勤奋好学，积极向上。正如他在后来的《杂诗》其五中所表达的那样：“回想我年轻的时候，无拘无束，内心充满喜悦。雄心壮志遍布四海，振翅欲飞，向往远方。”

不久担任江州祭酒之后，他很快便无法忍受那俗吏般的生活，于是选择辞去职务，返回家中。在那之后，他与继室夫人共同过上了真正的耕读生活。直至34岁那年，他才再次踏入仕途，成为了桓玄的幕僚。钱志熙认为，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分析，陶渊明注定无法像他的祖辈那样成就一番事业。陶侃出身贫寒，却能刚柔并济，屈尊事人，从一名小吏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这种能力陶渊明并不具备。在两晋交替之际，众多门阀士人普遍缺失实际行动力和治理军政的实际能力，陶侃却凭借早年辛勤积累的政治资本，适时地展现其超群出众的才华，攀登事业巅峰，堪称一位善于把握机遇的人。相比之下，渊明将追求自然本性和真善原则置于首位，面对乱世将至的形势，他选择的是退避而非利用。

无论如何，自义熙元年起，陶渊明便投身于真正的田园隐居生活，摆脱了尘世的束缚。实际上，那个时代隐士并不少见，但真正坚决与世俗断绝联系的真隐士却寥寥无几。

尤为关键的是，相较于其他隐居之士，陶渊明选择了独树一帜的生活轨迹：亲自耕种田地，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在那个时代的士人中，这种行为无疑是极为罕见的。在《山水田园诗派》这部著作中，学者葛晓音揭示了谢灵运这位稍逊于陶渊明的诗人，尽管他拥有连绵的山峦与湖泊构成的庄园，庄园内农田、果园、山林、泽陂等景致一应俱全，他却对耕作嗤之以鼻，“既笑沮溺苦”“耕稼岂云乐”，对田园美景视若无睹。

这便是陶渊明所创立的“田园诗”之成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龚斌曾向我阐述他的见解：“陶渊明选择退隐于田园，亲身投入劳作，这才孕育出了田园诗，塑造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形象。倘若他没有选择隐居并投身劳动，那么，后来的陶渊明也就无从谈起了。”

陶渊明所创立的山水诗派，以其质朴的乡村风光和深远的情感寄托，赢得了后世文人的广泛推崇。

田园的现实与理想

耕作农事，为陶渊明创作田园诗篇提供了现实基础，然而，山水田园风光首次被作为审美对象呈现于诗中，这一现象与当时玄学思想的演进紧密相连。正如葛晓音所说，中国山水与田园诗在晋宋之际同时涌现，并非纯属偶然，实则反映了中国文人在这两种题材上所展现的精神追求，在玄学理念的推动下，逐渐趋向一致。

在东晋时期玄学思想的演进过程中，支遁借助佛教理论对《逍遥游》进行了独到的解读，这一解读构成了该思潮的重要环节。在他看来，唯有确保物质世界的“极致丰富”，方能够谈及真正的逍遥。他强调“物物”都要达到“极致丰富”，并且对所拥有的物质感到满足，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享受到天真快乐的生活。戴逵在后来的《闲游赞》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实际上，万物无不以适宜为得，以充足为极。那些闲适游历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满足，无论等待多久都不觉得匮乏。”因此，在树荫投射到岩石流淌之处，我躺卧在琴书旁边。心怀松竹，享受鱼鸟之乐，如此一来，淡泊的愿望便得以实现。至此，山水游览已成为领悟“适足自得”这一至高境界的最佳途径。

葛晓音指出，陶渊明所接触的玄学，当是支遁“新理”盛行之后，至慧远时期逐渐趋向佛理化的思想潮流。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陶渊明在读书治学上并不特别推崇玄谈老庄，他却深受东晋名士、即其外祖父孟嘉的深刻影响。孟嘉曾担任东晋权臣桓温的参军。那日，桓温携众人游历龙山，酒席间狂风将孟嘉的帽翅吹落，桓温暗中示意旁人莫要告知他，想观察他的反应。孟嘉却浑然不觉，依旧保持着那份从容不迫的风度。桓温遂命孙盛以此事为题，撰文戏谑他，不料孟嘉当场应对，妙语连珠，引得满座宾客齐声赞叹。不难想象，孟嘉这种超脱世俗、随性而为的名士风范，定然对陶渊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除了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创作了一些山水游览的诗篇，这无疑反映了当时的风尚习俗。《和郭主簿两首》中的第二首描绘了庐山秋日的景色，诗句中提到：“露珠凝结无尘埃，天空高远景象明澈。山峰峻峭耸立，远望皆是奇观绝景。”而《游斜川》则堪称典型的山水诗篇。龚斌进一步指出，这次旅行显然受到了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雅集的启发。春节期间第五日，我与同乡一同出游，携酒共饮，吟诗作赋，并在诗后署上自己的名字，这算得上是一次文人雅聚。在我之前，最为知名的雅集共有两次：一次是在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石崇在洛阳郊外的金谷园中举办，邀请了当时三十位名士，游览后各自赋诗，其中最年长的名士苏韶，时年已五十岁；另一次则是王羲之在山阴会稽的兰亭举行雅集，那时他正好五十岁。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明显受到了《金谷诗序》与《兰亭序》的启发，首先描绘了游览之地的风物胜景，继而抒发了生命无常的感慨，随后详细叙述了与会者的情形，其文风与王羲之的雅集有着一脉相承之处。那一年，陶渊明恰好年满五十。

《陶渊明故事图》这幅作品，出自明代画家陈洪绶之手，整体被划分为十一部分，目前收藏于美国火奴鲁鲁艺术学院，由FOTOE提供图片资料。

田园风光与山水景观均属于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或许可以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作正是当时人们游历山水之趣与回归耕作的情怀相结合的结晶。因此，在古代中国诗歌传统中，田园形象不再仅仅是描绘农事艰辛的象征，而是首次具备了审美价值。那么，陶渊明在他的田园生活中，究竟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

陶渊明重返乡村，心中洋溢着回归自然的欢愉，他在《归园田居》中描绘的乡村风光，亦呈现出一种梦幻般的意境。宅院占地十余亩，茅屋约有八九间。榆树柳树为屋后遮荫，桃树李树排列在堂前。远处的村庄朦胧可见，墟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深巷中传来狗吠声，桑树上空鸡鸣声声。这幅宁静祥和的乡村风景画，在晋宋交替的动荡岁月里，自然融入了些许理想化的元素，同时也被后世文人视为向往的耕读生活的典范。

在南山的脚下播种豆子，草长得茂盛而豆苗却显得稀疏。清晨起床整理荒芜的田地，月亮还未落下便带着锄头回家。道路狭窄，草木丛生，傍晚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衫。衣衫湿透并不值得惋惜，只愿心中的愿望不会落空。与那幅画面截然不同，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充满诗意的耕作景象，或许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葛晓音将陶渊明所创立的、对田园诗的狭义解读，称之为“赞颂乡村宁静与悠闲生活的牧歌”。

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之所以受到后世诗人的推崇与效仿，关键在于他那些独到且细腻的观察。正如龚斌所言，建安时期的文人虽然也曾描绘过田园山川的景色，然而他们与这些自然景观之间的情感交流并不深入，主要还是出于娱乐的目的。至于亲自投身农村劳动，对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而陶渊明则将那些普通、质朴、习以为常的农村景象，通过诗歌的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大特色。

在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陶渊明在隐居前两年创作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描绘了乡村的纯朴风光。诗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这两句，尤其受到后世赞誉。广袤的田野上，轻柔的微风拂过，禾苗在时节的感召下，纷纷吐出新芽。这些看似平凡的乡村景致，在陶渊明的笔下，首次展现出了无尽的诗意。

田园生活果真如人们想象的那般惬意吗？恐怕并非全然。在晋安帝义熙四年（408）的六月，诗人身处柴桑附近的住所不幸遭遇火灾，迫不得已只得暂时在门前水中的小船上寄居。之后，他又迁移至西庐。到了义熙十一年（415），陶渊明完成了他最后的搬迁，搬到了浔阳城外的南村。因为家庭成员日渐增多，加上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又屡次遭受自然灾害的困扰，诗人常常面临断炊的困境。在《乞食》这首诗里，他这样描述：“饥饿驱使我前行，却不知将何去何从。一路走到此处，敲门时言语笨拙。主人领悟了我的心意，赠送的礼物并非徒然。整日欢声笑语，酒至杯倾。”因饥饿所迫，这位年迈的诗人带着迷茫与羞愧，不得不向乡邻寻求食物。然而，一旦有了美酒相伴，他很快便将困苦抛诸脑后。

陶渊明的诗作中描绘的乡村景象，仿佛总是在尘世的忧愁与“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乌托邦理想之间摇摆，这种矛盾，与他身为官员十余年的无奈境遇以及“岁月如梭，壮志难酬”的感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内在的力量，让他甘愿在田园中耕作二十多年？

《渊明醉归图》乃明代张鹏所绘，图中陶渊明醉后归家之景栩栩如生（FOTOE提供图片），其诗文中酒意浓郁，与酒相关之作颇多。

菊花与酒背后的道

世人皆熟知陶渊明对菊花与美酒的偏爱。“秋菊色彩斑斓，露珠点缀其上，采摘其精华。饮此忘却忧愁之物，远离尘世纷扰。独饮一壶酒，杯空壶自倾。日落之时，万物皆息，归鸟向林间鸣叫。在东轩之下啸傲，聊以安度此生。”（《饮酒二十首》其七）此诗似乎最能体现菊花与美酒在陶渊明心中的地位。鲁迅在其作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提及陶渊明时，曾言：“他饮酒随意，乞食无拘，心情愉悦时便挥毫泼墨，毫无烦恼。因此，时人尊称他为‘田园诗人’，他是一位极为平和的田园诗人……这种自然的生活态度，实在难以效仿。即便衣衫褴褛，他仍能在东篱下采摘菊花，偶尔抬头，便能悠然望见南山，这景象是多么的自然。”如今，富裕之人多居于租界之中，他们雇佣花匠精心培育数十盆菊花，随后挥毫泼墨，创作诗作，称之为“秋日赏菊仿陶渊明风格”，自诩与陶渊明的高洁情操相契合，然而在我看来，却颇有差距。

陶渊明之所以难以效仿，龚斌的观点是，他的诗文凝聚了他全部的人格与思想精华，若非具备与他相当的人格高度和思想深度，怎能望其项背？陈寅恪或许是首位将陶渊明视为伟大思想家的学者。陈寅恪在其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的关系》中，对陶渊明的思想进行了概括，将其表述为“外儒内道，舍佛从道之代表”。这种观点颇具独到之处：陶渊明的思想是魏晋清谈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其家族对道教自然观的信仰，进而创新出的新自然说。……新自然观并非着眼于滋养有形生命或追求长生不老，而是追求将精神融入宇宙的运化之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正因如此，它没有旧自然观中形而下的物质束缚，自然不会与儒家入世的思想教条产生冲突。

尽管陈寅恪已经对“新自然说”进行了阐述，然而关于这一理论的具体解读，龚斌向我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新自然说主要是针对以嵇康为代表的旧自然说提出的。在旧自然说中，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即选择自然而舍弃名教。这正是嵇康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超越名教，顺应自然”。此外，嵇康所倡导的旧自然观，坚信神仙的真实性，而他所著的《养生论》一文中，更是坚信书中所记载的古代仙人确实存在。既然坚信神仙的存在，那么如何才能成仙呢？他提出了养生的方法。无论是新说还是旧说，都离不开“自然”二字，这表明他们都认同自然的重要性。那么，二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嵇康看来，自然即是人的本真性情，包括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表达。陶渊明，一位杰出的诗人，同样深谙情感之道，然而他的作品所展现的自然，却是顺应着万物变迁，随自然之势而流转。

陶渊明的“新自然说”理念，在《形影神》一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首篇《形赠影》中，他写道：“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从而对神仙之术予以否认，并坚信生命有其自然的终结；而在第三首《神释》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人生哲学的核心观点：“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龚斌认为，这种新的自然观念实际上源自儒家所倡导的“居常待尽”以及庄子所提及的“处生乐死”的理念。既然对生死有了深刻的认识，顺应万物的变迁，那么又何须担忧和困惑呢？

其独特之处在于，陈寅恪认为，即便是在佛教盛行的东晋时期，陶渊明与佛教思想并无瓜葛。需知，陶渊明居住地附近的庐山是佛教的重要圣地，而他本人也曾与当时知名高僧慧远和尚有所交往。这一点或许可以从《莲社高贤传》中的一则记载中窥见一二：“当时慧远法师与众多贤者共同组建莲社，曾以书信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回应道：若允我饮酒，我便前往。慧远法师答应后，陶渊明便前往莲社，然而不久便皱眉离去。”在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的七月，庐山东林寺的住持慧远与一众僧侣共同创立了白莲社，而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刘程之亦加入了该社。然而，陶渊明却选择了沉默离开，没有响应他们的邀请。龚斌分析指出，这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陶渊明的思想与佛教教义有着根本的冲突。一方面，慧远主张“形尽神不灭”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神的不灭，才导致了因果报应的存在。然而，陶渊明持有“形尽神灭”的观点，意即身体一旦消亡，灵魂亦随之消失，正如他所言“死后有何话可说，身体将归于山野”。另一方面，慧远倡导佛教中的善恶因果报应理论，但陶渊明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他在《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二首中提到：“积累善行看似有回报，伯夷叔齐在西山隐居。若善恶并无相应之果，那又何必空谈这些？”他认为善恶报应只是虚幻之言。

陶渊明因嗜酒而闻名，龚斌粗略核算，在他遗留的120余首诗作中，涉及酒的内容便有50余首。饮酒对他而言，更是一种领悟其率性自然人生观的方式。正如《连雨独饮》一诗中所言：“故人赠我酒，言饮可成仙；试饮一杯，万般愁绪皆消散；再饮一杯，顿时忘却尘世烦忧。天又岂会因此离去！率性而为，无所畏惧。”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借鉴了邵长满等人编纂的《陶渊明集》、钱志熙所著的《陶渊明传》、龚斌所著的《陶渊明传论》以及葛晓音所著的《山水田园诗派》等著作。在此，对胡晓明、李亚娟在采访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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