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大草:从刀子和刀子到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

2024-08-09 07:13:30发布    浏览40次    信息编号:8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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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大草:从刀子和刀子到春山:王维的盛唐与寂灭

何大操,1962年出生于成都少城,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出版有《刀与刀》、《崇祯皇帝——盲目的春秋》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公米巷27号的回忆》。根据《刀与刀》改编的电影《十三棵桐树》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现就职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现在我听僧舍下的雨声,

我的两鬓已经花白。

——姜捷(南宋,生卒年不详)

世间江河相通,不止心相通。我居住的小区位于成都西郊的一个小县城,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楼房,幸好楼下有一条小小的江安河,从都江堰流过。楼房蜿蜒曲折,随着风吹雾散,四季分明。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春山:王维的盛唐与荒凉》,五万多字,修改了六次,直到第二年的春末夏初才完成。那年夏天王维去世了,我感觉又把他埋葬了一遍。

我把稿子发到编辑的邮箱,把凌乱的资料、画册、卡片收拾好,把书桌收拾干净,只剩下一台笔记本电脑,小小的,银灰色的,闪闪发亮。书桌上还放着一叠竹绿色的纸张。布面的笔记本,是我随笔的记录。有些和《春山》的构思有关,比如长安城的布局,蓝田县的码头,小镇的集市等等;有些是突然想起的故友,那些与王维无关的往事;从《春山》里溢出,飘向远方。

王维在终南山忘川的别墅里去世。谷底水流湍急,林木深邃,白鹭翱翔,孤身一人,日夜思念,无人陪伴。时值上元二年,他六十岁了。

九年后,大历五年,年末,五十八岁的杜甫也在耒阳的孤舟上去世了。他的妻子儿女跪在他脚边哭泣。诗中自然有儿女,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诗人写儿女。陶渊明养育五个没有出息的儿子,还写了一首《责备我的儿子》诗,颇为无奈。虽然无奈,但诗作还是流传下来的好诗,至今仍有人读。写妻子的诗很少见。诗中有女人,但她们是歌女,是妓女,是梦,或者是永远赞美不完的慈母。杜甫在一首诗中称自己的妻子为“老妻”,在另一首诗中写到老妻站在月光下,“清光冷玉臂”,美得像幻影……让人觉得温暖,却又让人感到悲伤。

杜甫从天水漂泊到成都平原,生活了七年。我一直想写杜甫,用小说去探寻他那摇摆、悲凉却又真诚的一生。

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报社工作了十几年,开始写小说。写了很多古人,荆轲、嬴政、李广、王维、李清照、赵匡胤、崇祯……其实杜甫是最著名的。不过我最近的一篇,一直拖延着没写。五岁的时候,我骑在爷爷的肩膀上,去了杜甫草堂。

童年的八年,我寄养在红照壁的爷爷奶奶家,他们的女儿是我母亲的挚友,我叫她娘。

我的祖父在省二建公司做玻璃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盖房子。岳母和她哥哥也在外面干活。家里常常就我和岳母两个人。家里很安静,但到处都有祖父的影子。他的身影在墙上、衣橱里、碗橱里、门后……都镶着玻璃镜子,闪闪发亮,把窗外的葡萄架、晾衣绳上晒的衣服、走过的邻居都照了进去,再投射出去,使房间显得更大,变得十分复杂。我可以很轻松地躲起来。但我想找岳母的时候,就叫她,她应了,却不知道她在哪里。声音在屋子里滚动,像一个闪亮的球在镜子之间跳来跳去。

红照壁是街名,古代确实有这么大的墙,是明代蜀藩王府的照壁,气势磅礴,清代尚有保留,民国时逐渐拆运回来,建院子,建新房。周围街巷曲径通幽,临街的都是两层楼房。东边是杨升庵故居,叫状元街,状元街52号是看守所,门口站着一个拿枪的人,看守者拿着刺刀。这一带的孩子顽皮不听话,家长就训斥他们:“等两天,去52号!”西边叫红照壁街,红照壁街上有保安指挥部,对面是省戏剧院。我走过入口,环顾四周,觉得这里深不可测。街上还有一家小红灯旅馆,招牌挂在那里,但要住在那里,必须走进一条长满青苔的死胡同,这也是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地方。非常奇怪。我几次想偷偷溜进去看看,但每次都是婆婆把我拉回来。

我的婆婆是个严肃的家庭主妇,年纪不大,大概五十出头,每天打扫房子、买菜、给我们做饭。院里的大人一般都在街边的小工厂上班,大多数都是三代同堂,家里挤满了人,吃饭的时候,筷子、锅碗瓢盆、嘴巴都吵吵闹闹的,就像一个大食堂,屋里一片安静。

大约一个月后,当爷爷回来度假时,天气变了。

爷爷是个矮小壮实的老头,留着胡茬和短发,看上去硬朗有力,却又干净清爽,闲适得其乐,他用大搪瓷壶泡着浓浓的茉莉花茶,坐在葡萄架下读《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一天两份,正好五分钱。他认识的字很多,甚至还会把纸板剪成小方块,用手写出工整的书法,一字一句。这是我学习的第一步。后来,我上小学一年级,就能毫不停顿地从头到尾看完一本新书。但在爷爷上衣的上衣口袋里,塞着的不是钢笔,而是一把玻璃刀。

那把刀没有刀刃,只有针尖大小的钻石,光芒耀眼。坐了一会儿,邻居或熟人就会拿着玻璃、镜子、瓶子来找他,请他修改。有的玻璃碎了半块门板,有人请他修一面坏了一角的小镜子。他拿出一把玻璃刀,微微歪着头,快速看了一眼,左手拿着带尺的刀,稳稳地往下拉,嗖嗖,嗖嗖……然后把刀放在玻璃下面敲一敲,玻璃就裂成了你预想的形状。

我开始欢呼鼓掌!在场的人也都笑着称赞:“手艺真好。”

爷爷拍拍​​手,搓搓手,总是说:“没什么。”他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继续看报纸。他还抽烟,用铜管抽烟叶,自己卷的,抽出一口烟雾,浓浓的,暖暖的,却不呛人。

天气炎热的时候,他总是穿着公司授予的一件白色僧衣领运动衫,胸前印着大红字:先进生产工人。

我要肉,爷爷就对婆婆说:“去利宾岩割两两肉!”

利宾岩是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店里招牌菜是红烧牛肉。肉厚,红烧得深,切得整齐。摆在像扇子一样的盘子里,盘子边缘撒上一撮辣椒粉和盐。他喝着白葡萄酒,看着我把牛肉一片片地嚼着,偶尔喊一声:“嚼烂了再嚼!”我咧嘴一笑,把筷子伸进他的酒杯里,舔着舌头。酒辣得我鼻子和眼睛都歪了。他又喊:“喂!门顿?”我的外号叫门顿儿,就是又胖又笨的意思。

院子里没有公共卫生间,每户都有厕所。

没有自来水,门边有一口永不干涸的井,水色黑油油的,舀一桶的话清澈得像蓝色。但只能用来洗菜洗衣服,不能喝,因为据说煮开后会变咸。我偷偷地喝了一口凉水,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巷口有个水龙头,下午四点左右就有人来开水,附近的人都排队买水挑回来。还有专门给人挑水的挑水师傅,他肩膀垫着,扁担颤颤巍巍的,沉默寡言。婆婆给他两分钱,他就会给我们挑三桶水,倒进厨房门后的水缸里。爷爷回来的时候,挑水就是他的工作了。跑在他身后,水桶里的水溅起一片,但是没有一滴落到地上。

爷爷体格健壮,但做事也一丝不苟。在建筑工人中,玻璃匠是最熟练的。我喜欢看他修葡萄架,冬天点火炉,过节杀鸡拔毛。他技术娴熟,不亚于切玻璃。高兴的时候,他会把我抱起来,双手搭在他肩上。这叫骑马扛马。爷孙俩一起逛街。

再往北走就到了成都的中轴线,走一两里就是皇城,所谓皇城就是王府,明末被张献忠焚毁,清朝改建为贡院,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市人民政府。周围有两条小河,俗称金河、皇河。隔河望去,皇城气势磅礴,形似宫殿。每逢元旦、国庆节,皇城沿线的红影壁和梧桐树,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灯笼,灯火下熙熙攘攘,人们跑来跑去。我坐在爷爷肩上看着,像骑着骏马一样感到十分自豪。

往南走就到了南大街,经过文庙后街和文庙前街,到老南门桥也就一两里路。当年费祎出使东吴时,诸葛亮曾手捧他送他到桥上,说:“万历年间,到老南门桥,路最好。”路就是从这座桥开始的。其实是从桥下的小码头开始的。乘船,从南河漂流到彭山江口镇,进入岷江,再在宜宾进入长江,穿过三峡。千里迢迢,到了建业(南京),拜见孙权。爷爷说,四川人远行不易啊!

南河在唐代又名锦江,杜甫曾有两首著名的诗句:锦江春色天地来,玉雷浮云古今变。

我家楼下的江安河在二江寺处与锦江汇合。

南河的水略显浑浊,但流势强劲,并不脏。河的两岸有堤岸和沙滩,附近人家的人都到滩涂去,在河里洗衣服。毯子的白色内衬浮在水面上。阳光金黄,浪花翻滚。还有早晚出海捕鱼、搬着渔网的人,仿佛他们从不上班、从不回家,天生就喜欢在那里坐着或站着。

浅水里有鱼,不到一寸长,灰色的,半透明的,成群结队地游着。爷爷说它们很小,不会长大。我多次伸手下水想抓几条,但始终没成功:鱼群像子弹一样一拥而上,飞快地射走!为什么叫它川川儿?是不是说这种鱼很像四川人,动作快但个头小,就像人们嘲笑我们,叫我们川鼠一样?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川川儿”这个词应该怎么写准确。

过了南门桥,街道依然宽阔,但车和人都少了,显得有些荒凉。有一段路,夹竹桃靠墙生长,它的叶子和红花都沾满了灰尘。店铺也低矮,有些阴森。再走一两里路,眼前突然明亮起来。我看到红墙飞檐,参天大树探出头来。我已经到了南郊公园。

这个地方跟别的公园不一样,有很多古建筑,还有红墙。我问过爷爷为什么,他说,这里是寺庙,寺庙跟公园有什么区别呢?他说,寺庙里有菩萨,他说的菩萨是泥塑的,是古代人的彩绘,这个倒是真的,这里的菩萨太多了。公园很大,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川军将领刘湘的陵墓,他是在前线吐血而死的,后来葬在这里。另一半是汉昭烈庙,里面供奉的是刘备,里面有刘、关、张和文武百官的泥塑像,这是我爷爷说的菩萨。这里还有刘备的墓地,墓地四周有围墙,有大门,可以透过大门往外望去。这里阴森可怖,到处都是古柏,这些古柏老得有些歪斜,但树干却粗壮光滑,就连蚂蚁爬上去都会瑟瑟发抖,很难将它们困在监狱里。

墓穴是一大片青土丘,大到可以埋一个人。爷爷说,如果要埋一个皇帝,就得建大一点的。后来我去参观秦始皇陵,才知道刘备的墓穴一点也不大,就埋了一个皇帝。

更糟糕的是,在成都,当人们提到昭烈寺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谈论的是哪里。

成都人无不谈论武侯祠。

武侯祠是昭烈庙后面的祠堂,供奉诸葛亮。

杜甫还写下了关于武侯祠的诗句:

宰相庙在哪儿?

金关城外,柏树茂密。

他讲的就是这座武侯祠,他在成都做客时,心情郁闷,常常来这里解闷。

我和爷爷去武侯祠的时候,主要是忙着数菩萨。一排文官,一排武官。我自然喜欢那些武官,他们彩绘铠甲,身着战袍,颇有英姿。可惜,他们全都是坐着,没有战马,也没有任何摆设。最让人吃惊的是,在最后,也就是武官队伍的最上面,有一个穿着文官长袍的人,木然地笑着,脸上带着一丝傻气,却一看就是赵云。我问爷爷为什么会这样,他摇头说:“我叫不醒他。”

刘备的塑像巨大威严,倒是和玉皇大帝、汉武帝有几分相似,关羽也头戴王冠,单枪匹马赴会的气势一点都看不出来,张飞自然也是面色黑沉,怒目圆睁,也和李逵没什么区别。

转身看向身后的诸葛亮祠堂,他手握鹅毛扇,面带微笑。也许是听过他太多的故事,所以觉得这一笑里藏着玄机。爷爷说:“他老婆长得丑,但很聪明,比他还聪明。”然后摇头叹息,“女人……”我努力想象她到底有多丑,能想到的最丑的就是一张锅底一样的脸。太丑了,我不信。

寺内菩萨虽多,但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身穿蓝灰色衣服的游客,如影随形,走来走去。大概和杜甫来过这里的时候挺像的,瓦顶上长满了青苔和野草,屋檐上麻雀叽叽喳喳……如果用水墨画出来,会显得很荒凉、很稀疏。

屋檐下立着一个铁香炉,比我爷爷还高,又黑又厚,大概比鼎还重。据说民国时期,几个武术家曾称过它,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来。它抬得起来。只有一个人,姓陈,能独自扛着炉子走开!这就是陈子庄,后来他放弃武术,成了一个画师。可惜他命途多舛,贫病交加,于1976年去世。这便是后来的故事了。

婆婆家里很少有客人,不过也有过两三个。

一个是每年节假日天气不太冷不太热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两次的老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嘴巴扁平,胡子稀疏,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卤鸭,一脸慈祥温和的面容。爷爷奶奶一见到他,我就会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情,恭恭敬敬地迎进屋,叫他“老爷”。然后他就让我喊:“叫爷爷”。我就喊:“爷爷,爷爷,爷爷!”爷爷轻轻地拍拍我的头,说:“好孩子,你又长高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叫他。

在爷爷来的两天前,奶奶和爷爷已经在准备了,炖鸡、切肉、调白酒。不过,背地里谈论爷爷的时候,都不叫师父,而是叫老板。我觉得奇怪,就问老板什么的。婆婆看着我说:“是爷爷。”那等于没说。后来有一天,爸妈带我回家玩,爸爸问:“那老头子又来了,是不是又带了卤鸭?”我不高兴地说:“是爷爷。”妈妈笑着说:“爷爷?资本家。”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

爷爷认真地听着爷爷的话(声音很低),不停地点头,给他倒上酒,还不忘对我喊:“嚼碎了!你看,打到你肚子上了。”

还有一位客人,是我爷爷的弟弟,我叫他“姚爷”,他住在几百里外的一个县城里,逢年过节等节假日都会过来住上几天。他也是个老人了,但还是单身,有工作,但没什么空闲时间。我读的书很多,水浒传、三国演义、唐诗宋词我都懂。但他有哮喘,有点喘不上气,所以我很难听他说一句完整的长句。如果吃饭时喝了一点酒,再抽两根烟,半夜就会咳得睡不着,坐起来就咳嗽,咳得好像心肺都要被掏出来似的,有点吓人。不过,小爷爷很听爷爷的话,爷爷叫他少喝酒,他就少喝,叫他少抽烟,他就少抽。他们是兄弟,但是长得不太像。性格上,爷爷比较文静,小爷爷比较活泼。多出去走走。所以爷爷带我们去逛公园,坐坐茶馆。我常去的地方有人民公园、青羊宫、武侯祠……偶尔也会去草堂寺。

老成都人对“庙”和“祠”的发音是一样的。

我问:草堂寺里有菩萨吗?

爷爷说:那你为什么想到菩萨呢?

我说:武侯祠里有菩萨。

爷爷在我手掌上写着“祠堂”和“寺庙”,讲解着祠堂和寺庙的区别。我听不懂,又问:“那还有菩萨吗?”爷爷想了想说:“寺庙,理论上有菩萨,也有僧人。”我心里很高兴。在这之前,我只偶尔看见过穿着黄色袈裟、光头的僧人,匆匆走过红照壁街。

草堂寺是离市区最远的一处,要在百花潭下车,步行过去。走过几条小街,过几座小桥,便能看到菜地、水渠、农舍,这里已是蛮荒之地。路面已是松软,但眼前却渐渐铺展开来一大片树林,墨绿得密不透风,让我有种排山倒海的豪情。细看,隐约可见林中有一排青砖围墙,蜿蜒穿行其中,将林分分成内外两部分。当院外的路人,或是暮色中无处落脚的旅人远远看见此地,应该就像流放的宋江看见柴进的庄园一样。这是我少年时在水浒里读到的《水浒传》里想到的,自然是后来的故事。

树木多为楠木,高大,古老。树下流淌着一条沟渠,同样古老,却有着一个迷人的名字——浣花溪。沿着溪边走一会儿,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回头望去,已看不到城市的影子。那一院落便是草堂寺。院墙高耸,林木茂密,院内静谧,僧侣诵经、敲木鱼、焚香、拜佛……应该就像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一样吧?

可是,我没看到什么僧人菩萨,只有一座巨大的空庙。它比武侯祠大得多,有楠木、松树和竹子,气氛阴森。有很多房屋,古老斑驳,有的上了锁,有的没上锁。但什么也没有留下。

我应该问菩萨什么呢?

两位爷爷都说:“没有。”我又问:“和尚在哪儿?”“走了。”

那么...谁住在这里?

答:杜甫。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杜甫这个名字。

然后我隐约明白,他是一位外省的古代人,在草堂寺居住多年,以写诗为主,生活十分贫困,没有饭吃,就睡在茅草屋里,秋风一吹,茅草就飞得到处都是……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座巨大的庄园,虽然冷清而荒凉。

两位老爷爷回答不上来,我大概也只是好奇,就跟着他们进去了。草堂寺跟其他公园一样,门票五毛钱,作为公园,玩得不多,不热闹,也没什么看头。

后来我觉得很困,爷爷就背起我,我一歪头就睡着了。

杜甫草堂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叫它草堂寺,而是都叫它杜甫草堂,它的全名是杜甫草堂博物馆。

菜地、田地上盖满了高楼大厦,草堂寺成了市中心一片指甲盖大小的绿地。奶奶、爷爷、小爷爷都去世多年了,爸爸也不在了。我也搬到了西郊的一个小县城。县城外看不到农田,只有楼房和房产。

草堂寺现在自然就更陌生了。我最后一次去草堂寺,是十五年前的冬天,陪一个远道而来成都的朋友去的。门票六十元,里面还是很冷清,没什么可看的,没有僧人,也没有佛像,不过有几间新建的茅草屋,让人想起了杜甫的《秋风吹破茅屋歌》。我陪她走了一会儿就出来了,那里依然不是个好玩的地方。这位朋友后来也跟我失去了联系,成了远房老友。

这时,我开始认真读杜甫的诗,并想写一本有关杜甫的小说。

两年多前,我买了萧涤非主编的十二卷本《杜甫全集注》,从编年史的最后一卷开始倒着读。

读完之后,我发现杜甫的一生很像一部内容丰富的小说,环环相扣,因果相连,密集得让人没有足够的篇幅去虚构。

这与王维有很大不同。

小学三年级时,我从红照壁回到父母身边,住在贡米巷27号市委家属大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读书。一天,我得到一本反间谍的小说。见面暗号是一首诗:

空山之中,空无一人。

我吓了一跳,就像大白天见鬼一样,心里有种莫名的恐惧。等我长大两三岁,多读了几本书,才知道这是王维的一句名言,据说很有禅意。这个地方就在终南山忘川谷。

我父亲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简史》,是政府发给干部的,虽然是简集,但有好几卷,文笔细腻,读起来顺口,我经常拿起来,反复读。王维,大致上是模仿陶渊明,但又不像陶渊明。陶渊明真的成了穷人,而王维一直都是地主。对,就是地主。他住的房子叫辋川别墅。

我把王维留下的诗歌、文章,以及别人写的王维传记,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读了。

山脚下,远村炊烟袅袅,天边,一棵孤零零的高原树。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也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多困惑。

比如他当了假官,和裴狄“日日携手同行”,为何为祖六痛哭流涕,却对亡父只字不提呢?

这些问题就像终南山上的一朵白云,把他和忘川山庄离我的小说拉近了距离。

几年前,我带着一本竹绿色的布面笔记本,开着一辆老款捷达,冒着秋雨,去拜访他的故居。

《春山:王维的唐代繁华与凄凉》于7月底如期在《小说月报原创版》出版发行。

整个夏天,书房里充满了灯下虫鸣般的寂静。

另一位杂志编辑看了《春山》后,请我写一篇有关杜甫的文章,我犹豫了一下,没有答应。

但当天气转凉时,杜甫的《秋诗八首》又摆放在我的窗台上。

我在《春山》里写过裴迪和王维的一次谈话,那是唐肃宗上元二年,王维已经年老体衰,裴迪帮助他编撰散文集。

裴迪说:你的“我知道兄弟们都在登高处,可戴茱萸枝的人却少了一个”这首诗,确实是一首好诗,但还不是最好的。

“那谁的最好?”王伟平静地问道。

裴迪说:是杜甫。同样是重阳节,杜甫写了一首《蓝田崔府九日》诗,诗的最后两句是:“来年谁康健?醉里细看茱萸。”酒吧?

王伟笑了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不过也没解释,只是说:“不好比较,我十七岁写的,他四十七岁写的。”

王维这句话近乎诡辩,但确实有道理。一个是少年写青春的忧郁,一个是中年写滋味。滋味中的滋味,就是秋天。

杜甫似乎天生就是写秋天的,在草堂寺里有一尊杜甫骑驴的铜像,他很瘦,驴也很瘦,像两片秋叶,纤细,枯萎,冷冽,明媚。他一生写得最好的一首诗,就是在夔州写的。

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从北方越过危险的蜀道,进入成都。成都地利兼备,无旱灾、无水灾、无战乱。除了偶尔有大风吹落屋顶的茅草外,他的生活安逸自在。他与人饮酒、漫步、歌唱,身体渐渐变白、变胖。妻子把绣花针锤成鱼钩,儿子捉虫做鱼饵,陪他到浣花溪钓鱼。田园生活虽然丰富,但他的生活并不平静。

他出生于河南巩县乡下的一个山洞里,长大后到长安谋生,自称京兆杜甫。长安待他很不好,十几年来,他骑着驴子追赶富人的肥马,吃的喝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多是“剩酒冷烧肉”。但他心里想的还是长安。长安的龙庭里坐着皇帝,杜甫要帮皇帝把天下弄回到尧舜时代,成都留不住他。

五十四岁时,他带着妻子、儿子、几袋粗衣粗被,还有一只小狗,登上一艘小船,像几片秋天的落叶,顺江而下,离开了四川,回到了长安。

但到了夔州,却因病耽搁了。杜甫一生多病,不是秋病,就是酒病,耽搁了两年,病愈之后,运势又转坏,只顾望着夔门,却看不见前路。杜甫心急如焚,却又无计可施。后来,他耳聋、身体消瘦,苦不堪言……此时,他写的诗达到了​​顶峰,就是《秋诗八首》。

第一次读《秋诗八首》时,我还小,没有去过夔州,心里顿时一股凉意。我以为夔州没有四季,只有秋天;每一天都只是一天,阴天。没有太阳,只有月亮。月亮自然是冷的,星星也是冷的。当古城墙上呼呼的鸣响起,城里老少皆如杜甫一般站起身来,伸长脖子,望向同一个方向:北京。

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凄惨无比,像黄昏中蝉鸣的声音,让我心惊胆寒。

夔州就是今天的奉节。夔门犹如一把锁,堵住了三峡的咽喉。

第一次去奉节是1992年初春,那时候我还比较小,天气异常寒冷,我参加了三峡库区采访团,包了一艘小摩托艇从涪陵漂流而下,一天傍晚到达奉节,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爬上了白帝城。白帝城的核心是白帝庙,庙门正对着夔门。寒风吹得人都缩脖子,没空去想刘备托子、李白被赦、杜甫被困,匆匆拍了几张照片,我就跑回船上。为了拍出春到夔门的效果,一位摄影师到一户农家折下一根带花蕾的桃枝放进框里。后来我看照片,显得相当不自然,像是粗暴地拍了一次失败。

此后的二十年,直到这个秋天,我记忆里的奉节是冷冷的,寂寞的,春秋的河水很冷。

重阳节这天,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在发王维的《九月初九思山东兄弟》,配上螃蟹、菊花、米酒的图,没看到一点茱萸的踪影,也没人提杜甫的《九月初九思山东兄弟》《蓝田崔氏庄园初九》。

可此时,我却很想看到那株茱萸,看到杜甫醉醺醺地拾起那株茱萸,一边闻,一边问。

杜甫的诗写得很好,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心胸开阔,很正常,但是因为太正常了,他的诗大部分都缺少了一些东西,而这也正是我所敏感的,那就是怀疑。

“谁来年健在,醉酒时细看茱萸。”

他难得说出这么不确定的话。明年,明年,明年,重阳节我们还会相见,茱萸还是那一株。缺席的会是谁?他自问,却没有答案。他的嘴角因为醉意而颤抖,他露出一抹神秘的笑容,在别人眼里,他仿佛顿悟了。

十月,风呼啸,紧接着是一夜的冷雨,打落了盛开的金桂和红桂的种子,撒落在湿漉漉的地上,一片黄,一片红。校园里弥漫着桂花酒的味道,好闻,也有一丝凉意。雨停了,但天空依然阴沉,天边是深蓝的,天边也是深蓝的,感觉雨还没有走远。我读完一节《呼兰河的故事》选修课,刚走出教室,一个女生就从后面叫我。

她指着窗外,“老师,这是苏秋吗?”

我微微一愣,有些恍惚,刚刚分享了萧红的《夏夜火云》:

天空中的云朵从西边向东燃烧起来,鲜红一片,仿佛天空着火了一样。

女孩的脸上还残留着火光,你问这个干什么?

她把《呼兰河的故事》那本书摊开给我看,在第一章第八节的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诗:

千里风烟,遇清秋。

“你这么喜欢杜甫?”

“不是真的……我只是不明白。”

我也扭头看向窗外,“这个,应该不是素秋吧。”

“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着,‘西方之色,白,故名苏丘。’那么,苏丘就是白的意思吗?”

“那么,你见过白色的秋天吗?”

“在古人的水墨画里,秋天似乎永远是白色的。”

“在水墨画里,秋天如果不是白色,就只能是黑色。可是,秋天不是黑色的,对吧?”

“素色是什么颜色?”

“纯色就是纯色。就像青色就是青色一样。你能告诉我青色是什么颜色吗?”

一小群学生围在我身边,互相交换眼神,盯着我看。他们用嘴和眼睛问道:“青色是什么?”

“这是古人留下的一个谜语。”

他们沉默不语,听我详细解释。但我没有。“下次上课的时候,很难解释,我会回去想想。”

这不是在忽悠学生,这个词包含了很多单词,解开这个词的过程应该像用手撕白菜一样,每一层都是一段记忆,都有自己的质感。

汉字中,素色并非千篇一律,其歧义性值得深思。

蓝色也是一样。文学作品中的蓝色是什么颜色?青山绿水,蓝色就是绿色。蓝天白日,蓝色就是蓝色。而满头黑发一定是指黑发。黑发也可以是绿发。俗话说“绿云扰人,晨梳头”。多么自然的魅力。

那写“乌云”呢?这样写起来更真实,但语气却完全变了。“乌云压城”的景象该有多恐怖啊。

十月底,秋色已经很深了。我给这辆老捷达做了一次保养,检查了电瓶和刹车,换了机油,加了92号汽油,仔细清洗了车内车外。这辆老车开了很多年,但依然光鲜亮丽。打开车门,鼻尖就能闻到一股好闻的味道,干净的金属味。

早上六点半,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了。

我剃了白发,喝了一大杯温水,吃了面包、牛奶、鸡蛋,开车出了小区,用导航锁定方向,向夔门驶去。

这次旅行,是追寻杜甫离开四川时的去向……但也不完全是。你可以去,也可以不去,可以不去,只要去你想去的地方就好。《红楼梦》说,“前路无路,吾欲前行。”若要回头,不会等到走投无路。

天空阴沉沉的,往东开过了金堂县城,天色渐亮,太阳开始照耀。一路往东,气温也渐渐回升,每到服务区,我们都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喝点茶,补充一下水分。上厕所也不觉得累。平时就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开车也不多。上个月和三个朋友去云南旅游,一个人开了3000多公里,身体的驾驶能力完全打开了。而且,挤了四个人加行李的车,上个小坡都很吃力,油门踩到底也提不上去。今天就变得很轻盈,一路顺畅。

后座上放着一个大红色的袋子,里面装着一些衣服,副驾驶上放着一本竹绿色的布面笔记本,摸起来有些粗糙,看上去有些旧,其实是全新的,我只在封面上写了三个字:离蜀。

我还有一本成都方言词典,很潦草,无聊的时候就用它打发时间。李的小说都是用成都方言写的。

下午一点多,我们过了四川边境收费站,直奔大竹服务区吃午饭。

大竹在过去被认为是四川腹地,但现在位于川东:再往东走,就出蜀、入巴,进入重庆境内。

服务区冷冷清清,犹如另一个国家。路上空无一人,远处是青山绿水。餐厅里空无一人,我以为它已经关门了。然而35元的自助餐热气腾腾,等着人来。我是第一个到的顾客。吃过一会儿,又来了几个卡车司机,吃得心满意足……我感叹,生意真难做。

服务区里众多小店里没有一个客人,女服务员趴在桌子上做梦,厕所里很干净,亮着瓷光,保安和清洁工在厕所门口聊天,他们说话声音很大,但回音很大,根本听不到一句话。

走回孔巴,太阳已经刺眼了。两辆越野车刚好开进来,一辆顶着帐篷,另一辆车身被撞得粉碎,像一颗伤痕累累的星星,吓人。刚才在路上看到过,我们并排开了一小段距离,就不见了……没想到在这里又遇见了他。司机三十多岁,脸色阴沉,我根本看不见路。

车里很热,我脱下毛衣,继续开车,时不时打开空调。

当时大概是三点多钟,我们有些累了,老捷达爬上一个高坡,眼前豁然开朗,站在坡顶上望去,长江就在眼前。

河面宽阔而缓慢,仿佛没有流动,浩浩荡荡的长江却显得温顺。脑海里闪过“大江昼夜流”这句话,有些别扭。转念又想到“长江悲凉而停滞”,似乎更贴切。不过,阳光正好,山坡、河面都暖洋洋的,晒在阳光下,人感觉柔软舒适,似乎也没什么理由感到悲凉。

万州市区散布在长江两岸,高低错落,建筑密集,宛如一个小重庆。

万州旧称万县,1992年春天我也去过。那时万州城很小,人烟稠密,每有汽车经过,都会扬起几尺高的尘土。我站在街上,背对着两座小楼之间的空隙,看得目瞪口呆。望着长江,当地一位记者突然对我说:“你站的位置真好!右边是万县镇,左边是万县市。”

我一时糊涂,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万县、万县市、万县区……简直就像帽子戏法,一个接一个。

现在,一切都被称为万州。

但这个万州城并不是我呆过的地方,旧址淹没在库区河水下,洪水线高出海平面175米。

车驶离高速公路几英里后,我看到到处都是干枯的黄土,但太阳仍然灿烂地照耀着。

路边,有一家孤零零的茶馆,还有一棵摇摇欲坠的老槐树。

我慢慢靠边,把车停在槐树下,熄火。茶馆开着门,里面有两张小桌子,外面有两张小桌子,还有十几张竹椅。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正在播放中央电视台的滚动新闻。可是没有人。我叫了两声:“喂!老板!”没人回应。

我口渴极了。小桌上放着一碗茶,温热,上面浮着两颗油珠,有些恶心。我想喝,但忍住了。烟灰缸里有烟蒂,但按得不够狠,猛吸一口,还有烟。他弯腰捡起一块黄泥,提防着狗扑上来,小心翼翼地绕到屋后。

房子后面什么都没有,连一条狗都没有。没有鸡和麻雀来偷食物。大片的土地连着大片的土地,远处长着一些杂草和庄稼。我踢了一脚一个可乐罐!它飞了起来,又落了下来,发出一声响亮的空洞声。

我静下心来,听到流水声,槐树荫下有一股泉水,我蹲下,然后跪下,舀了点水洗手洗脸,然后喝了下去。这时,我的眼睛很痛。井底射出一束光,刺得我眼花缭乱。有个小东西掉进去了,但我看不清是什么。我伸手去拿,却抓不到。我躺下,水到了我的肩膀,我把头埋在水下,我试图够到,却还是够不着,仿佛总是缺了一小寸。

井水冰凉,已经是秋水了,却不至于刺痛皮肤。然而,当我的手指距离那亮晶晶的物体只有一寸之遥时,一股旋涡般的水流涌了上来,让我浑身一颤,仿佛被压缩了千年的黑洞……我赶紧将身子缩了回去。

茶馆老板还没有回来。

我困得不行,就坐在露天椅子上小憩了一会儿。但睡眠不深,睡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两句诗:

波斯银币在水中闪闪发光

回应着长路和月光

我已很多年没有写诗了。

十一

我住在万州港对面的酒店,在21楼,可以俯瞰江面。小山城的夜景也和20年前的重庆很像,但灯火更明亮。也许是因为三峡大坝供电充足、强劲、持续。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我睡得并不好,醒了好几次,不停地喝水(茶包),去卫生间,黑暗中,心里一直想着那两句:“波斯银币在水中闪闪发光/回应着长路和月光。”

我干脆坐起来,靠着两个枕头,打开《成都方言词典》,看到一个词:“老师”。好无聊。又看一个词:“叫蟋蟀”。叫蟋蟀就是当老师,也挺烦人的。我跳过去一看,原来是“咬牙巴”,就是无谓的争吵。例句让我笑了:

“好好好,你说得对!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聊天。”“我严父经常骂我不懂事,只会聊天。”

彻底清醒了。

我当记者、编辑的十几年间,办公桌、柜子里堆满了报社发放的学习资料,在调到师范大学任教前,我把它们都当废纸卖了,只带了这本字典。它是1987年的,1999年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后来出版社因故关闭),由罗云熙等八人编撰,共287页。里面的字我能全部说出来,但有一半我不会写,另一半则是书的意思,并不确定,但它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有个模模糊糊的愿望,想用方言写一本小说。但我也担心,有多少人会有足够的耐心去读一本需要做这么多注解的小说?

我认为李劼人用成都话写的《死水涟漪》可以排在民国小说前三甲,比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都好。但情况就像韩邦清用吴语写的《海上花》,很少有人能看懂。张爱玲曾抱怨过,说这是最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列为世界名著,她后来花了很多年才读完。虽然译成了普通话,但方言的趣味性却失去了,读者还是不感兴趣。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些事情,把字典放在一边,让思绪回到出川的路上。然而思绪还是飘忽不定,我跳了起来,跌落在了那枚波斯银币上。为什么是波斯银币?我也感到很困惑。

我第一次写诗是在初一的时候。受一个知青哥哥的影响。贡米巷27号家大院,分成七个小院,他家大院是五号,我家大院是三号。他又瘦又高,军装白衬衫总是披在肩上,迎风飘扬。他从不昂首阔步,见到长辈就笑,但那笑里却带着一种鄙夷,说明他过得不好。嗯,好像是在可怜这些人似的。

院子里有很多核桃树,我家门前那棵最粗壮,有一根粗大的枝条横着长,看上去像一根横杠。暑假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屋檐下,看着刚借来的那本《岳飞全传》。他过来,挂在树枝上做引体向上,做了三五十个,还把身体翻了几个跟头。从他的裤兜里掉出一本书,我看了一眼,跟我手里那本差不多,很旧,用牛皮纸包着。

他拿起书,随意地问我:“你不想看吗?”

我模仿他的笑容,假笑,但什么也没说。

“我知道你是个小书呆子。整天读书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写首诗呢?”他说。

我觉得很可笑,古人写小说,突然插上一首诗作证,很俗套,我一般都略过。

他把那本书递给我,是一本唐诗集,我摇头不肯接。

“不喜欢读诗吗?”

“我不懂诗歌。”

他低声、缓慢地念了两句话:

前年诛豫州刺史,今年又诛开州刺史。

“是你写的?”

“我该怎么写呢?”

“不像诗。”

“比如什么?”

“就像说话一样。”

“没错。好的诗歌就像说话一样。”

“什么是一首好诗?”

“也就是你还没读过的诗。”

我有点怕他,所以我问他是否可以教我如何写诗。

他摇摇头。“诗歌是教不出来的。只要读就行。一旦你熟悉了,你就能写出来。”

他转身走开,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不用还给我了……我背熟了,随便捡起来的。”

我背了又记,一个字都没错。可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知青,他回农村去了。听说有一天他赶集,几个知青偷农民家的鸡蛋,双方打了起来。他想劝架,结果被扁担打中后脑勺,摔倒在地。送到公社卫生院时,他已经死了。

兄弟们都与我分离,我无家可归,生死堪忧。

我把这两句诗抄在语文课本的背面,并在下面开始写几句诗。

我不敢写绝句,因为不懂韵律。也不敢写律诗,因为排比更难。好不容易写对了一副对联,却好像是手拉手的对联,傻乎乎的,我会写六句、十句、十二句。这个时期的诗,看似比较随意,也可以自称古风,其实只是在讨好别人。但内容颇为忧郁,似乎都是在阴雨天写的。即使那天成都偶尔出太阳,心情也很好。有一次我写了这首诗,是高中时,遇到几个也喜欢写诗的同学,我更感兴趣了。我用钢板蜡纸打印出来,装订成小本子,互相赠送。我还送了一本给一个同学。同桌的女生礼貌地笑了笑,接过来放进了书包里。我猜她放学回家前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

她爱干净,每天换上浅色的衬衫。她身上有股好闻的味道,就像炎热的夏日清晨,汗水还未流出,人、叶、花蕾都在放松,散发着属于自己的香味,淡淡的甘甜,略带涩味。后来她考入了四川医学院(现华西医科大学),学的是传染病。她每天反复洗手……大一没读完就退学了,在家休养,和同学失去了联系。我为此写了一篇诗。

这首诗也很忧郁,但它是一首现代诗。

十二

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写现代诗。

我理解的新诗,字句长短不一,像一个黑衣人在一束光中独自跳舞,自由自在。但限制是存在的。舞者保持沉默,不许说话,不许唱歌,嘴里也说不出来。一首诗,如果你说了半个字,那就是多余的。这是现代诗的难处,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当我听到有人把现代诗称为自由诗时,我会在心里和他争论。没有争论。一个好的诗人(虽然我还不是)应该是安静的,像一个沉默的酿酒师,用手、眼、鼻、耳来精细地把握谷物发酵的程度,而不是用嘴。

影响我写新诗的,是睡在我下铺的那个男生,他是个矮个子,来自山西杞县。因为个子矮,背稍稍有点驼,所以经常昂着头看人,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副很凶的样子。我尽量不去看他的眼睛。

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有一些社会经历,当过兵、种过农、做过工人、办事员、知青、社区青年,高中毕业的只有四五个人,包括我和他,两人都才十七岁。初次见面,我便主动和他亲近:“听说山西很好,可惜没去过。”

他不屑一笑,“我是山东人。”

“杞县不是在山西吗?那是王维的家乡。”

“你知道王维。你读过《茱萸满树,唯独缺一个人》吗?这首诗叫什么名字?”

“九月初九思山东兄弟”。

“是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感觉自己好像被嘲笑了,但我尽量表现得优雅,摇了摇头。

“函谷关、萧山以东就是山东,别人不懂这个道理,但我们心里要清楚,我们是学历史的,看一件衣服,要习惯看里料,不要像中文系、美术系那样。”“就像马粪一样,皮子是亮晶晶的。”

我心里很佩服他,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快要熄灯的时候,他又问我:“你在写诗吧,拿给我看看。”

我把书从上铺递下来,他又赶紧把它扔了回去。

“如果你的名字被抹去,这些诗看起来就像是古人写的了。”

我先是高兴,但随即警惕起来,心想这家伙恐怕还有话要说。

果然如此。“既然是古人的诗,就应该以古人的标准来衡量。你的诗,单看还……不错。但如果放在唐诗中,不,就算放在清诗中,也只可能是三流或四流。不好意思,我说话太直白了。你没事吧?”

我心都碎了。

宿舍里很安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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