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志与归隐之间：陶渊明的五次仕途与内心的挣扎

猛志与归隐之间：陶渊明的五次仕途与内心的挣扎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知晓陶渊明，起始于《桃花源记》这部作品，是经由它，陶渊明打造出了中国式的乌托邦；然而，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诸如《读山海经》《咏荆轲》这般形式的诗赋，以此抒发了对于政治的感慨之情；鲁迅曾经说过，陶渊明的身上存在着“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这两种特质的融合，要是缺少其中任何一种特质，那么所展现的都并非是完整的陶渊明形象。

以往针对陶渊明展开研究时，侧重谈论的是他的田园方面，将他称作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然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范子烨，其身份是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而他所主要关注考查的是陶渊明与晋宋政治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关系 。

在十月文学院举办的“名家讲经典”系列第十七场讲座的时候，范子烨说了这样一件事，陶渊明对于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情况是密切留意着的，他手中所使用的诗笔是跟随着时代一同前行的。陶渊明并不是反对去做官，仅仅是反对做那种贪污腐败的官员，反对跟其他人一起同流合污。他内心十分渴望能够建立功勋成就事业，可是又打算在功成名就之后隐退，这样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做出的选择。

陶渊明乃浔阳柴桑人，此地如今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其一生的大部分光阴乃处东晋时代，于南朝刘宋仅生活了不到七的时间，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浔阳的位置特别重要，当时的首都为建康，也就是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是京口，镇江江苏，而上游便是浔阳，要是风向予以配合，从上游顺流而下，一个晚上就能让兵临建康城。

在那个讲究门第的时代里，陶渊明的出身并非算高，浔阳陶氏家族顶多算是三流家族，而一流的王谢才称得上顶级高门。陶氏的崛起应当归功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陶侃凭借军功被封为东晋大司马、大将军，其地位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并且在东晋王朝的几次重大危机当中，陶侃都因平叛而立有功绩。等到了陶渊明这一代人的时候，陶家已然完成了从武向文的转化。

陶渊明于柴桑的乡下度过了少年时期，他讲自身“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此句出自《归园田居》其一 ，在此阶段，他还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句出自《杂诗》其五 。

留意了，陶渊明讲自己于年轻之际便存有一己的“猛志”。那“猛志”到底是什么呢，当然绝非归向园田去居住，必定是想要建立功绩成就事业。而后，陶渊明一生历经五次为官，其中有三次是身处军队之中。故而，他的诗作里除了美酒之外，还常常会出现宝剑——他乃是职业军人出身，是正经受过练剑训练的。

公元393年，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这一年，29岁的陶渊明当上了江州祭酒，开启他首次为官之路，是个小文官。到了晋安帝隆安二年，也就是公元398年，他去到江陵，进入了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那时桓玄势力强盛，掌控着长江中上游地区。桓玄乃是东晋大将军桓温之子，桓温与陶侃关系颇为融洽，而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是桓温的参军。在科举考试未出现的时期，家族关系几乎左右了一个人的仕途走向。

陶渊明处于这般状况了，等同于把控那时最高国防机密的人士。再瞧瞧这个阶段陶渊明所作的诗，他创作得十分洒脱，老是顺着长江来回奔走，从军事层面审视，他身为参谋，明显是在递送军事情报。

魏晋南北朝时候，有个突出的特点，不存在什么爱国主义者，家族利益是至上的。陶渊明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竟然有着很重的家国情怀，他始终把自己称作是“晋人”。可是，在403年的时候，桓玄进行篡位，宣告了东晋的覆灭，之后又被刘裕给打败了。于是，陶渊明又去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 。

义熙元年，也就是公元405年的三月，陶渊明再度成为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此处存在着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简单来讲，刘敬宣乃是刘牢之的儿子，而刘裕曾担任过刘牢之的参军。这已然是陶渊明第四次进入官场为官。最后一次是在公元405年8月，他恳请脱离军职，转而改任彭泽县令，在这个职位上任职80多天后，于11月彻底辞官，归隐田园。

这儿讲到一个问题，陶渊明缘何能从容地有进有退，想做官便去做官，想要归隐居然没人加以阻拦呢？范子烨觉得，追根究底是源于家族势力。特别是到东晋后期的时候，陶渊明主子刘裕已然大权在握，声望亦是颇高，倘若不是急于回江南去称帝，进一步把五胡打到玉门关外也并非没有可能性。

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虽说距离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西晋覆灭已然过去了将近百年，然而传统的那些知识分子依旧觉得自身是晋人。所以，刘裕收复中原地带，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实际上，刘裕不过是借助这一功劳去谋取政治资本，这所有的一切皆为他登基成为皇帝而服务——陶渊明洞悉了这一点。

刘裕篡夺晋朝皇位建立宋朝，在掌握重大权力之后便着手展开大规模清洗行动。那些曾是桓玄旧部的人员当中，一部分逃出到北朝，留在南朝的人基本都难以逃脱被清洗的命运，然而唯有陶渊明竟然存活了下来。这种能够成为漏网之鱼的情况并非是刘裕有所疏忽，主要原因在于陶渊明具备很高超的政治技巧以及政治手段。

陶渊明主动提出担任彭泽县令的请求，此请求必定需刘裕同意，在这一过程里拉近距离；八十多天后快速辞官，进而又拉开了双方的距离。陶渊明于这个问题上把握得松紧适宜，故而能够保全自身与家人。

对于在仕与隐之间进行选择这件事而言，彭泽县令乃是最后的那个具有划分作用的界限。在此之前，陶渊明有过五次担任官职的经历，这表明其内心同样是充斥着矛盾的，直至最后一次才算是彻彻底底地想清楚弄明白了。

《桃花源记》重点在于避秦的时候，《咏荆轲》着重于刺秦的情况，其本质是相同的呀，陶渊明就是反对秦朝，也就是反对充斥着暴政的那个社会呢。他所憧憬的是一个有着至真特质，有着至美特质，有着至善特质，有着至爱特质，有着至公特质，有着至理特质的和谐社会哟。这样的理想社会的对立面，便是世俗的专制主义社会啦——这也就是陶渊明当时所面对的现实呀。

有可能想象出来，要是不存在五次担任官职的人生历程，陶渊明便并非能够切实体会到回归田园的愉悦之感。没有他那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政治方面的经历感受，他同样没办法创作出伟大的田园诗作。

当下存在着一种争议，陶渊明究竟算不算魏晋名士呢，范子烨十分肯定地表明，没错，并且是魏晋名士的最高峰 。

魏晋风流所追求的，是一种人格美，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一年重阳节那天，陶渊明突然酒兴高涨，然而身边却没有酒，没办法他只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边独自充满着失落与无奈。就在这个时候，他瞧见一个白衣使者朝着他这边走过来.居然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到这里给他送酒，这便是“白衣送酒”的典故 。

试问，这样的人物不风流，还有谁能自命风流？

魏晋名士把放达当成美，嗑药、裸奔都属日常行为。陶渊明不会去做这类事，虽说他崇尚自然，有着名士般的潇洒，但是在他内心当中，儒家仍占据相当关键的位置，其是一位具备原则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发展历程里，陶渊明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他出现以后，中国文人不再处于寂寞状态，因为众人寻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寄托，那便是这种诗酒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