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仕途不顺真因？出身官宦世家为何没成第二个陶侃

陶渊明仕途不顺真因？出身官宦世家为何没成第二个陶侃

《晋书·陶潜传》里，开篇这般介绍陶渊明：“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这表明，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出任大司马官位，堪称东晋极为顶尖的权臣，因而陶渊明实实在在是官宦世家的子弟，出身绝对谈不上差。然而，他却在仕途之路不顺遂，半辈子都困苦不堪，丝毫没有陶侃当初手握荆江二州，与同被称作“江左夷吾”的王导进行叫板时的那般意气风发。

得说才华方面的话，陶渊明那肯定是一点儿都不缺呀，官场人脉这块呢，也马马虎虎算是稍微有那么一些的。谈起起点来的话，他比曾祖可是高出一大截的呢，可为啥他就没能成为陶氏家族的第二个陶侃呢，仅仅只用“性情恬淡”这个理由去解释的话，那肯定是说不清楚的呀。陶渊明在《杂诗》当中有这样的表述：“忆我少壮时，就没有快乐但自己却欣喜又安乐着。那种猛志简直能超越四海，像高举翅膀想着往远方高高飞翔的样子。”这表明他在少年时期，是有着想要有所作为的想法的呢。当他发现自己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却整天沉溺在酒杯中的东西里，最后什么成就都没有的时候，他也曾作《荣木》来表达自己依旧还有想要建立功业成就的追求，那就是：“四十没有什么名声，这也不值得畏惧。给我的名车涂上油脂，用鞭子驱赶我的名骥。”。千里距离虽说遥远，然而谁敢不抵达呢。这陶渊明最终没能成为如同曾祖陶侃那般影响整个南朝时局、极具重要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的大人物，是有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缘由的，。

陶渊明像

陶侃的“寒门贵子之路”

陶侃，乃陶渊明的曾祖父，其前半生，将“寒门出贵子”这句话，进行了极为出色的诠释 。

据称，《晋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述：陶侃字士行，其原本是鄱阳籍贯之人。吴国走向灭亡之后，他迁移至庐江的寻阳之地。他的父亲是陶丹，于吴国担任扬武将军之职。陶侃诞生于孙吴统治呈现出摇摇欲坠态势的时期，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南人”。他的父亲身为吴国的杨武将军，然而实际上也算不上是什么位高权重的大官，其家族更是没有显著的名气。在自东汉时期便已然崛起的士族豪门的眼中，陶家是实实在在如泥腿子一般的寒门，充其量仅仅在当地算得上是武宗豪强，通俗来讲也就是土霸王。

不过，史学界当中有人针对此提出过江的不同意见，南朝颜延之撰写的《陶徵士诔》里是这样描述陶渊明的，“韬此洪族，蔑彼名级”，是不是如果并不是出生于世家大族，又怎么能够被称作是“洪族”呢 ？

此则得谈及陶侃初始为官时的情形，其年岁尚幼时，父亲已然离世，致使生活水准急剧下降，待其成年之后，仅担任一名卑微的县吏。《晋书·周访传》有所记载：“（访）担任县功曹一职时，彼时陶侃身为散吏，经访举荐而成为主簿。”通俗而言便是陶侃于县政府中不过是个从事杂务之人 。

那么，真正的“洪族”子弟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呢？就像西晋声名显赫的河东卫氏家族中的子弟卫玠，朝廷多次征召他，可他却坚决推辞不接受，而后一旦进入仕途，便担任“太傅西阁祭酒，拜太子洗马”；又如天下享有盛誉的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子弟王戎，在父亲离世后，便承袭了父亲贞陵亭侯的爵位，刚开始进入官场便任职相国掾。要是说陶侃是因为父亲去世致使家世衰落从而无人在意这种说法，那就更加不合理了，出身于陈郡谢氏的谢安同样是在幼年时便失去了父亲，然而自少年时期起就被王导所赏识，相较于王戎，王导常常称呼他为“小安丰”，并征召他为掾。

于是，我们清楚，于仕途起始点便输给士族子弟一大截的陶侃，仅仅是寒门出身之人。在科举制度尚未诞生的两晋时期，努力地为自身、为家族寻觅一条前行的道路。

早前讲过，陶侃起初只能从事被士族瞧不上的“吏”职，若想往高处攀升，就得抓住所有机会。他碰到的首位贵人是同郡的范逵。范逵前往他家用餐，《晋书》记载陶母因家中穷得叮当响，不惜卖掉自己的长发，砍碎席子用来款待客人，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出去百里远为其送行。得到这般热情招待的范逵很是感动，便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说：“欲之，困于无津耳。”于是范逵向庐江太守张夔举荐了他，“夔召为督邮，领极阳令。有能名，迁主簿。”。

终于获得官职晋升的陶侃，并没有表现出得意忘形的状态，相反，他展现出了极高的道德修养，在张夔的妻子生病的时候，能够不顾寒冷的风雪为其奔波数百里去请医生，并且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张夔的推荐，通过被举为孝廉从而进入京都洛阳。

不想刚开始“洛漂”，就碰了钉子。本传里讲，他曾多次去求见名士张华，然而张华却不愿意接见他，原因是“认为他是远方之人，不太愿意接待”，大家心里也都明白，是陶侃既没名气又没出身，张华懒得去接待。好不容易有个同乡杨晫对他有赞赏之情，可还是有人去劝：“怎么能和这种没地位的人同乘一辆车呢？”。

庶族出身已然是个重大问题，关键在于他还是个南人，在北方士族的观念里，南人俱是“亡国之余”，不会轻易接纳他们，像伏波将军孙秀，因是孙吴支庶而遭人轻视，连招来掾属都没有士族愿意去，更不用说本就出身寒门庶族的陶侃，若没有特殊机遇，根本无法进入晋朝权力枢纽。

陶侃迎来机会，是动荡时局送来的幸运，政治上难以抗衡世家大族的他，于是另择路径，走士族子弟瞧不上的“兵家子”一途。晋书有记载，刘弘任荆州刺史，要去上任，征召推举陶侃为南蛮长史，并先派他前往襄阳讨伐贼寇张昌，最终打败贼人。此后一系列军事行动，是晋朝平定荆州与江南，陶侃在此期间，渐渐显露出他的才能与天分，做到了对东晋朝局有重要影响的荆州刺史这个职位。

诚然，于彼时顶尖士族集团以及皇帝司马睿看来，他依旧属于那种随时能够给替换掉的工具。荆州全然得以平定时，那时担任大将军的王敦“深切忌恨陶侃之功”，丝毫不顾幕僚的劝阻，坚决地把他贬谪到广州去。《晋书》有所记载，陶侃作战之际“凭着对忠臣气节的坚守，在道义上就没有退缩反顾的想法，披坚执锐，亲身处在战斗行列当中，将士们奋勇出击，没有不竭尽全力遵命行事的”，然而却因为战败而遭到统治者的严厉斥责，丢去了官职，转而荆州那儿发生了叛乱，根本没人能够掌控局势之时，又让陶侃出面去平定，而平定之后的结果却是“兔子死了猎狗就被烹杀”，被打发到广州去安享晚年。想必换很多人遭到这样的对待都会陷入崩溃的边缘吧。

陶侃是从底层一步步奋斗上来的，可他却没这么去思忖。为防止自身意志被消减钝化，他每日不管早晚都会去搬运砖头以此来锻炼身体。有人询间这么做的缘由，他讲：“我正全身心投入到收复中原的事业当中，倘若过于安逸闲适，恐怕难以承担重任。”。

身处东晋的统治阶层，心里清楚，陶侃不像廉颇那般有 "尚能饭否 "问其身体战力状况。而是，陶侃具备竞争力，是当时时局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后来，王敦谋反，王氏家族受到严重打击。这时，朝廷为安抚陶侃，做了一系列官职变动，让陶侃担任都督荆等多州军事，兼任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准许设置府署并可自行任命僚属，地位与三司同等，还封他次子做了侯。如此一来，陶侃开始迈向权力巅峰之处。

然而，在这个时候，陶侃依旧没能得到士族的认可与尊重，不遵循既定游戏规则的人，仍是圈内人的敌人，陶侃“勤于吏职”，他不喜好谈玄论理，也不向往隐逸山林，他是个与士族圈主流文化不相容的寒门兵家子，《晋书》记载：“（侃）常对人说： ‘大禹是圣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至于普通人，更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怎么能够放纵游乐、荒废沉醉，活着的时候对时代没有益处，死后也没有名声流传，这简直是自我放弃。’”他手下沉溺于浮华糜烂之风的将领，也会受到他的惩戒与叱骂：“樗蒱这种游戏，不过是牧猪奴们的玩乐罢了！”。”可以说是非常不合群了。

即便不合群会有后果，那后果便是依旧遭人轻视。苏峻发动叛乱，权势极大的庾亮慌慌张张前来求救，陶侃却不想搭理他。庾亮内心很不安，温峤却讲：“那溪狗我是了解的，你只需去见他，肯定不会有担忧的。”就算做到大将军的位置还是不行，在有声望的世家阶层眼中，他仍然是那个出身卑微只是运气好的平民子弟。

然而，按照杨合林于《陶侃及陶氏家族兴衰与门阀政治之关系》里所讲，陶侃在此时抵达了“朝居外相。宏总上流”的权势巅峰位置，进而维持着对于王、庾等诸多门阀士族施加强烈制衡：在王导权势渐大之际，他能够与郗鉴暗自谋划废导这一事宜；又能够于庾亮引发苏峻之祸时，不顾其身为外戚的身份，公然声称“纵然诛杀其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人谢罪解释一切事由” 。

然而，陶侃没办法走向更深入的境地。在晋明帝的遗诏当中，陶侃没能成为顾命大臣，失掉了攀升至中枢位置的机遇。此后，随着陶侃辞官、离世，又没有格外出众的儿子去承接他的政治遗留，所以，在遭受庾亮的打压之时，显赫的陶氏家族开始迈向衰败之路。等陶渊明诞生之际，所面对的家族情形已经与陶侃年少之时没什么显著差异了。

陶渊明的“落拓隐士之路”

陶渊明的生平经历，不像他曾祖那般丰富，在《晋书》列传里所占内容不太多，这有个为众人所知的缘由，就是他没做太长时间的官，就归隐田园去了，然而之前我们讲过，陶渊明年轻时是有过出仕想法的，一方面是受曾祖事迹鼓舞，想振兴家族，另一方面是面对日益糟糕的朝局，想力挽狂澜，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境贫寒，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提到，陶渊明出仕的主要动机是“禄（钱财）仕” 。无需去谈论经济方面的因素究竟在他踏入仕途的缘由里面占据多大比例，却能知晓起码一个事实，这事实便是他年少之际确实极为贫困。颜延之在《陶徵士诔》里曾有这样子的内容被记载：“年幼便遭遇穷苦，常常因家事破敝而四处奔走去生活过。” 。

刚步入仕途的陶渊明，凭借陶氏家族残留的力量，其起点相较陶侃而言，确实高出不少。《晋书》记载有：“因亲人年迈，家中贫困，故而起身担任州祭酒”，刚一进入仕途便是类似省教育厅厅长（或者首席行政官）这般的重要职位。然而，陶渊明却并不喜爱，“无法忍受官吏职责，没过几日便自行辞官归家”。他曾祖当初那般卑躬屈膝都难以获得的职位，就这样被他轻易地舍弃了。

陶渊明滤酒图

晋朝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进驻桓玄幕之中担任职务。辞职的后果是难以摆脱贫困。陶渊明可不是由于家中没有粮食，就随意找个职位混日子拿薪水。得知他挑选桓玄作为效力对象，能够表明，他内心深处怀有想要整治东晋朝堂纲纪的想法。他在家书《与子俨等疏》里讲自己“性格刚直，才能笨拙，与众人多有抵触”，要是长官不能让他欣赏认可，他宁愿在家辛苦种地。

然而，就在他辞去职务返回家中进行守丧，没过多久之后，桓玄与安帝之间的矛盾冲突变得更加剧烈起来，他率领军队攻进建康，篡取晋朝皇位并自立为帝。按照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这本书当中所说的那样，陶渊明在这个时候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他回家去守丧，所以避免了尴尬的局面出现）。但是他的确是接受了桓玄的敌对势力、北府的刘裕的招揽，从而做了镇军参军。这完全足以表明他对于以前的主子桓玄是厌恶嫌弃的，并且对于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挽救了晋朝濒危局势的刘裕是支持的。

从这一点出发，不容易看出陶渊明跟陶侃的相似之处，也就是《晋书》里针对陶侃之“贞固 ”的那种评价 。西晋末年发生八王之乱之际 ，陶侃面对已然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 ，依旧坚守自身的政治底线 ，只是因为陶臻的叛逃 ，才不得不选择归附司马睿 ，这也致使陶侃在东晋初年一度处于被打压的状况 。而陶渊明在听闻桓玄篡位的消息以后 ，选择效忠于看似在维系正统的刘裕 ，或许也存在受到祖先影响的因素在 。

然而，曾祖孙两个人的结局是全然不一样的。陶侃尽管曾经一度遭受当权者的打压，不过那会儿已然成为平衡时局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所以最终还是熬垮了司马睿以及王敦，顺利跻身东晋权力的顶峰。而陶渊明作为一名文人，却没有那样的重要性呵，在靠军事能力为主的刘裕帐下，大概就是一个不太容易被看顺眼的桓玄“旧臣”罢。

此次，陶渊明的参军经历，仅仅维持了约莫一年时间，便宣告结束。回到家中种地，却致使肚子难以填饱。再次选择出仕，又不愿意跑去与刘裕一同胡乱折腾，这该如何是好呢？于是，他跟亲朋好友说道：“暂且想要通过弹奏乐器、唱歌来获取一些，以此满足归隐田园作为生活费用，这样可以吗？”期望寻觅到一份并非十分劳累，能够让自己每日得以喝喝酒、唱唱歌的工作，就这样混日子吧。

往后便是那极为著名的，有着“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典范出处了。此次仅担任了小小的彭泽令的他，尚未等待公田里用于酿酒以及吃饭的粮食得以收获。随后便在一怒之下辞去了官职。照此情形，已然彻底对官场死了心的陶渊明，宁愿贫苦度过一生，也决然不想再去出仕了。

据袁行霈先生剖析，陶渊明于官场当中确乎存有一定人脉，若其依旧乐意出山且为刘宋王朝效力，那途径是顺畅的，像王导的曾孙王弘就极为崇敬他，在身为江州刺史期间，“曾拿酒馈赠给陶渊明”了，又比如太尉参军殷晋安以及始安太守颜延之，都跟陶渊明的交情特别深厚，陶渊明离世之后颜延之还为其撰写了《陶徵士诔》，由此能够看出，陶渊明后续的归隐，和遭受排挤迫害的关联并不太大，个人因素占据了主要层面，也就是仕宦生活着实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其《归去来兮辞》当中，存在这样的表述，“曾经从事于人事方面的事务。全都是为了满足温饱等口腹之欲而自我驱使。于是内心顿感慨激昂。且深深地为平生所怀有的志向感到愧疚”，据此便能看出他的这一思想。

陶潜为何没能成为陶侃第二？

这儿存在着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陶渊明跟曾祖陶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他在士族当中的声誉比陶侃的还要更佳，可是为何没能获取其曾祖所取得的成就呢？

起初，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存有差别，西晋末年之际，孙吴之地的兵乱方才平息，此时期尤其是当时时人里，南北世家大族之间，普遍不存在相互的认同感，北地士族凭借其处于中原正统地位的名号，向来轻视南方士族，然而，自晋室开始向南迁移起，北方士族渡过长江进而挤压南方士族的利益，致使双方矛盾极度激化，王导为了平衡东晋的朝局，不得不施行“宽简”之政，朝着南方士族团体释放出善意。

陶侃出身仅为庶族寒门，然而在晋室遭遇大乱之际，凭借军功崭露头角，掌控荆州（甚至还曾把控江州），跻身地方伯之列。经其悉心治理，荆州曾一度在其掌控之下，哪怕他人坐到荆州刺史之位，也难以保持长久。所以，推崇陶侃算得上是向南方团体示好的一条良策。与此同时，伴随晋元帝离世，王导与庾亮展开了漫长的较量，急需要一个并非北方士族团体的人物来平衡局势，而权势重量威风凛凛却缺乏士族根基的陶侃无疑是最为恰当的人选。可是，陶侃呢，因他自身的出身缘由及和王导、庾亮存在的矛盾，从而在晋升之路上停滞于方伯这一位置，没办法进入权力中枢。并且啊，他的家族呢，竟然在他离世之后，渐渐地走向衰微落败了。

陶渊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截然不同的。经过了将近百年时间的经营，侨人势力得以巩固，已不再需要去拉拢，那个会和他们争抢既得利益的南方士族团体，所以即便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符合士族团体一贯秉持的价值取向以及审美情趣，还被当时的人所推崇，然而却也无法从其南人的身份之中，获取政治上的便利。

东晋末年时，桓温、刘裕先后掌控着朝中颇具规模的两大军事力量，那便是荆州与北府军。原本陶渊明具备的出身条件，极为适配效力于荆州幕府，然而桓温离世后，桓玄于决策方面犯下严重错误，致使荆州遭遇惨败，北府的刘裕趁机壮大。陶渊明于刘裕幕府任职期间，也明晰了刘裕并非值得效力之人与因对象，加之晋末的政坛局势变幻莫测，既无执掌军权作为依靠身家，又无庞大的家族势力支撑，陶渊明唯有选择在形势有利时果断隐退。

陶渊明采菊图

其次，属于不同的是，曾祖孙二人所处的家庭环境。《晋书》当中，特意记述了这样一个典故，记载了陶侃之母在陶侃年轻时，为了能够帮助儿子交友，不惜采取“截发留客”的行为，不管其真假如何，所反映出的情况是，陶侃自幼或许是在善于经营、勇于进取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在那之后，陶侃一系列反玄学浮华的言行出现，更加体现出他受到儒家思想“碌于实务”的影响程度很深。

处于陶渊明的家庭环境，显得更为复杂些。他本人对曾祖陶侃极为崇拜，在《命子》中有表达，此诗赞赏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酬我，专征南国。功成身退，宠辱不惊。如此纯善之心，怎会轻易可得”。他内心或许真切期望，能如同曾祖那般，再铸家族之荣耀，奉养家中贫苦之母，安定动荡之朝局，故而怀有建功立业、匡扶正义之念头。然而，与此同时，他深受家族中淡泊无为家风之深刻影响 。陶侃离世之后，陶家遭庾亮清算，后裔为其子孙之一的他，竟不顾如此宏大之家族产业，径直奔向深山隐匿踪迹避世而居，从此“不与亲近故旧交接往来”。父亲于官方向公布且被大家认可历史典籍中无周全详尽之介绍记录，仅能经过晋代陶渊明所著《命子》里“于皇仁考，淡焉虚止。那令人敬仰的仁德父亲，宁静无为。隐迹于世事风云之外，虽遭遇到各种境遇，但能安然处之”相关文字，推测判断，他同样属于喜好隐居之人。就连其外祖父，据陶渊明为其撰写作下的记录《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里，对其性格特质的刻画描绘，也是“性格平和沉静，有着远超常人的气量”这般表述 。换而言之，可以这么讲，陶渊明身旁的血亲极有可能皆是温和雅致、淡泊恬静之凡人，并不存有其曾祖那种勤勉奋进、积极向上之精神风貌，而这也切实地左右着陶渊明对于步入仕途、担任官职之态度。

最后，在家庭影响之下形成的各异性格，致使个人做出的选择有所不同，面对动荡诡异、变幻莫测的时局，以及黑暗腐朽、贪污堕落的社会现状，陶侃选择了奋力拼搏赶超他人，去成为规则的制订之人，而陶渊明却选择压抑住内心的愤懑与不甘，远远地躲开，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就如同鲁迅先生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所说的那般：”再到晋末之时，把混乱看习惯了，对篡位也看习惯了，文章便愈发平和。”。

与人相比，还是山水田园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