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背后：家族地位、乱世厌倦与历史背景？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背后：家族地位、乱世厌倦与历史背景？

陶渊明最终脱离官场，一方面因为家族身份原本就不显赫，所以不会因此显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动荡时局的厌烦，同时他目睹刘裕势力日益强大，又无法忍受社会等级和习俗的变迁，这些都是理解陶渊明归隐田园时不能忽视的重要时代背景。

陶渊明扶醉图 元 钱选 绘

陶渊明故事图 明 陈洪绶 绘

想到陶渊明，诗句“在东边篱笆下采摘菊花，不经意间望见南山”的画面便仿佛映入眼帘：他是一位听从内心召唤而选择归耕山林的诗人。

难道事情就一定如此吗？通常，在人们的印象里，诗人的退隐总是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时，督邮前来检查，县中差役告知他“需要穿戴整齐去拜见”；诗人听闻后，感叹道：“我不能为了五斗米而弯腰事奉乡里小人！”随即便解职离去。然而，这个形象生动的情节，实则在后世史籍《宋书》中有记载，但陶渊明本人并非这样记述的。他写的那篇著名文章《归去来兮辞》的序言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中贫困，需要用钱，可当官场的生活与自己本性相悖时，他便感到十分痛苦，"深感与平生志向相违背"。那时，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去世了，他急于去吊唁，于是便辞去了官职离开。如果我们相信诗人的陈述，那么他并非直接解职回家，而是先从今天九江的彭泽出发，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前往武昌。一种情况，换种表达，内里的逻辑其实很清晰：大家普遍了解的，不一定就是真相，而真相究竟为何，需要深入思考。

一琢磨，便有许多话题。其实诗人天性洒脱，不太顾后果，并非首次如此。陶渊明并非只担任过彭泽令这一职务，他最早出来做官，是担任所谓的“江州祭酒”，这个官职名称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简称。根据《宋书·百官志》的记载，这是分管诸多部门兵、贼、仓、户、水、铠之类的事务，工作内容相当琐碎。江州刺史当时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跟他这个高傲的王家子弟估计合不来，史书上说他“难以胜任官职，没过多久就自己辞职回家”，“没过多久”也就是很短时间，但我们不清楚这个时间长度是否真的比彭泽令八十天要短。诗人的离去并非偶然，他自有底气支撑，并非无根之萍，可见他确有后盾，并非赤手空拳，纵然晚年隐居时已显萧条，但仍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的居所作为依靠。另一方面，诗人年纪接近三十岁才踏入官场，关于他的寿命存在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五十多岁，有的说七十多岁；此处按照最早且最常见的六十多岁来计算，他出生在公元365年，担任的却是处理繁杂事务的职位，在当时只能算是身份普通的寒门读书人，这个推测大概是可信的。

先前提及的另有一段也需稍加关注，陶渊明舍弃彭泽县令的职务前往武昌探望胞妹，诗人的家乡难道不在庐山山麓吗？这位程氏妹妹，以往多认为他们为同父异母的兄妹关系，但亦有学者推测他们实为亲生兄妹，她怎会远嫁至武昌？要提及的是，武昌当时隶属长江中游的荆州范围，那里正是陶氏家族昔日声望显赫的所在。

荆州在中古时期地位非常关键，东晋时期更是关键无比，凭借长江中游的地理优势，经常与下游建康的中央政权形成对抗。当时担任荆州刺史的人，前后超过二十位，东晋末年动乱时期不算，大部分都是东晋掌握权力的世家望族，比如琅琊王氏家族在该职位上持续了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续控制了十年，桓氏家族更是间断性地统治了四十多年。这些人当中，只有身为外戚的庾氏兄弟，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皇室的力量，与掌握中枢的王导形成对峙，其余的如王敦、桓温、桓玄等人，都怀有对抗中央，甚至不忠之心。陶家历史上，陶渊明最敬重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地区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势力交争时，他担任刺史将近十年之久。由此可见，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相当强大的地方。关于陶渊明的这位妹妹，我们并不清楚她嫁到武昌程家的具体缘由，不过此事极有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荆州这个地方，对于陶渊明而言，是他人生道路上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这就要谈谈诗人第二次出来做官的事情了。

陶渊明到第二回做官，就是替当时的权臣桓玄工作那段时间，以前大家不怎么在意。桓玄这个人，文才武艺都相当出色，在东晋末年历史里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的兴起不妨从公元398年讲起，当时青州和兖州的行政长官王恭，以及荆州的行政长官殷仲堪，一同起兵对抗朝廷中掌权的司马道子，不料北府军的著名将领刘牢之突然转变立场，让王恭的军队溃败并被处决，桓玄和殷仲堪原本是研究玄学的伙伴，在这场动乱中他们站在同一阵线，趁机担任了江州的行政长官；次年也就是399年，桓玄又击败并杀死了殷仲堪，再过一年到400年，他成为了荆州的行政长官，同时掌管了江州和荆州的权力。在桓玄相继掌控江州与荆州的那段时日里，诗人陶渊明归入其势力范围供职。

根据陶渊明的诗作可以确定这一事实，他的几首作品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明，比如公元400年所作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两首诗，其中包含“自古以来就感叹旅途劳顿，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这样的表述，说明诗人当时正在官场任职，诗中的“都”指的是东晋的都城建康，而“规林”则位于寻阳附近，由此可见，这两首诗是在诗人“行役”前往建康的途中返回西行，于离家不远的地方遭遇风暴而停顿时所作。诗人离开都城后，打算回到哪个地方呢？显然不是回到规林附近的老家，官员出差结束后直接回家的做法不合常理，必须办理完差事。那么，要去哪里办理销差手续呢？他在401年的某年七月创作了一首题为《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的诗，诗中提到了“怀役”这个词：“因公务缠身无法安睡，半夜独自赶路”。这跟诗名里的“休假”、“夜间赶路”是吻合的，诗名所包含的内容，就是说诗人在休假结束后回到江陵，途中经过了离武昌不远的一个叫涂口的地方。这次结束休假回到江陵，应该就是前一年“从京城返回”的那个地方，也正是之前提到的399年攻杀原荆州刺史殷仲堪，如今正掌控该地的桓玄的官邸。桓玄于398年担任江州刺史，据此可以猜想，陶渊明或许在399年桓玄消灭殷仲堪、占据江州之前，就已经归附桓玄。不管怎样，从诗人这三首诗作分析，能够确定，陶渊明大约在401年或者更早的两年到三年里，已在桓玄手下做事。

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为漫长的官场生涯了。那么，在桓玄麾下，这位诗人具体做了些什么呢？根据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可知，他曾受桓玄委派，担任前往京城的外交使节，但具体任务为何？陶渊明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逯钦立先生推测，这位诗人或许是在为桓玄向朝廷递交奏章，请求派兵征讨孙恩而四处游说。孙恩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399年趁乱发动叛乱，为被司马道子处决的叔父孙泰报仇，一时之间声威很盛，攻占了会稽，杀害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各郡纷纷陷入混乱。孙恩虽然遭到刘牢之的军队击溃，退守到舟山一带的海岛，但次年五月再度反扑。当前情形下，桓玄申请征讨孙恩，表面看理由充分，但事务通常并非如此简单，其中或许潜藏着他借此迁往东边的心机和抱负。倘若陶渊明肩负的是这样一项替桓玄请求东迁的任务，那就相当关键了。

陶渊明结束这次最漫长的官场生涯，并非像初次担任江州祭酒时那样自行离职，而是因为他的母亲孟氏于401年冬天离世，这个情况在诗人给程氏妹妹写的祭文中交代得很清楚，文中提到“从前在江陵，又遭遇了不幸的天灾”。由此可以知道，陶渊明是在担任江陵桓玄荆州刺史属官期间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的。

可能有人会好奇，这位诗人任职时间最长的那段官场生涯，为何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鲜为人知，关注的人也很少呢？若知晓其后的时局演变，或许能大致猜出几分原因。

陶渊明为母守孝完毕重返故里后，时局在两年半内出现惊人转折，402年晋安帝颁布诏书将桓玄定罪，桓玄随即领兵东进，惯于反复无常的刘牢之再度故技重施，选择归顺桓玄，致使桓玄得以长驱直入建康，诛杀司马元显，独揽朝政大权；第二年即403年，桓玄正式篡夺东晋皇位，更年号为建楚；到了404年初，本时代又一位杰出人物、日后取代东晋的刘裕起兵征讨桓玄，双方在寻阳一带爆发冲突，当时身为江州刺史且为刘牢之子嗣的建德将军刘敬宣，也加入了刘裕的阵营。最终结局，桓玄战败被杀。在这场风波里，起初诗人只是旁观者，后来则参与其中承担了某种职责。陶渊明当时创作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作，表达了对故乡的深深眷恋，但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一路向东，去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职务；据如今的研究者推断，这位镇军将军应该就是刘裕，他当时驻扎在京口，而陶渊明诗作中提到的曲阿，与京口距离并不遥远。

陶渊明在刘裕那里任职时间不长就离开了，由于第二年也就是405年年初，他创作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这首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职务。刘裕麾下的将领转到刘敬宣处，具体缘由难以明确，不过从刘裕和刘敬宣当时关系紧密的角度分析，也不算出乎意料，因为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我们之前说过，402年桓玄东进攻打建康的时候，刘牢之曾背叛投靠桓玄，但这个反复无常的人很快又和儿子刘敬宣合谋攻击桓玄，最终失败后上吊自杀，刘敬宣则逃往北方；两年之后（404年），刘裕作为刘牢之的旧部起兵讨伐桓玄，正是刘裕亲自写信召唤刘敬宣归来的。陶渊明的诗作中提到“在园田中白日做梦，怎能长久分离”，这表明他渴望归隐乡野。当年（405年），被桓玄废掉的晋安帝重新即位后，刘敬宣便呈递奏章辞官，陶渊明这次前往都城，应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与刘敬宣分别大约半年后，诗人有了广为人知的八十天彭泽县令的最后一段官场经历。

对于陶渊明在桓玄、刘裕手下任职的前因后果，心中已有轮廓，或许就能明白这些波折为何被含糊其辞了。诗人为桓玄效力，在刘裕看来，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必须刻意遗忘、掩盖的事，甚至他归附刘裕或许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牵连，在后世许多认为陶渊明忠于晋朝的人眼中，实在也是难以启齿的——这两位虽是对手，但在推翻东晋政权上，却并无区别，堪称接续不断的枭雄。

回想陶渊明过往的人生，明白他先后在东晋末年桓玄和刘裕两位权势赫赫的人物麾下任职，目睹了他们惊天动地的种种行事，我们便可以体会和推想这位诗人的复杂心境。他难道会是漠视现实政治的庸碌之人吗？他难道会是只顾田园生活、性格率真的隐士吗？

诗人确实怀有济世情怀，这在他们的作品中或明或暗地有所体现；但是这种情怀并非虚无缥缈的想法，必须要有具体实践的依托。陶渊明渴望有所作为，若真存在一个能实现抱负的契机，绝非他最初担任的江州祭酒，也不是他最终担任的彭泽令，更不是刘裕或刘敬宣的幕僚之职——正如前面提及的，这或许是他曾为桓玄效力而不得不付出的行动，试图从中寻求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实在过于幼稚了——而是在桓玄手下，在他诗人生涯中最漫长的一段为官经历中。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确实，站在诗人的角度考虑，这么做有充足依据。我们知道，桓玄那时掌控江、荆两地，权势显赫，备受关注；荆州更是诗人无比敬仰的曾祖陶侃生前活动和征战过的地方。

其次，陶渊明个人与桓氏家族应当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东晋时期门第观念较为盛行，观察陶渊明和桓玄的渊源，需要结合这种社会背景来分析。桓氏家族，据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考证，其祖先是东汉时期的大儒桓荣，家族历经曹魏时期曹氏与司马氏的激烈争斗，桓范因此被杀，此后家族变得势单力薄；桓彝迁往江南，成为东晋的开国功臣，他的儿子桓温权势极大，为桓玄最终取代东晋建立楚政权奠定了基础。即便如此，桓氏起初依然遭到豪门望族的轻视，文献中有载，桓温曾为儿子向当时任职于他麾下的王坦之求亲，王坦之不敢擅自应允，而是回家去征询意见，对象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桓温看中的孙媳妇的祖父王述。王述就是那位以性情刚烈闻名的王蓝田，曾经尝试用筷子取鸡蛋，未能夹起便将其掷地，试图用鞋跟踩碎，却没踩中，最后干脆用手捡起，直接送入口中咬破再吐掉。这次王述依旧性子火爆，他原本很疼爱王坦之这个儿子，即便儿子已成年，还喜欢让他依偎在自己膝头，但一听到桓温提亲的消息，便勃然大怒，猛地将儿子推开，厉声斥责道：“你莫不是糊涂了？难道畏惧桓温不成？”他并非武将后代，怎能把女儿许配过去，王坦之便告知桓温，自家女儿已有婚约在身。

桓温是个人精明，他听后说：我明白了，是你父亲不点头啊。王述把桓温看作是“武夫”，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轻视的态度。说到陶氏家族，陈寅恪先生指出他们原本来自溪流地带聚居的以打鱼为生的底层人家，因此被士族大家瞧不起，只因为东晋初年靠军功出了名，但即便如此也还是遭受排挤。《世说新语》中载有一段事迹：王胡之在会稽东山居住期间生活拮据，当时陶侃之子陶范送来一船粮食，他却予以回绝，王胡之直言不讳地表示，我王家缺粮会自行向谢家求助谢尚，无需陶家施舍。陶渊明家族原本出身贫寒，陶侃虽然成就了赫赫功业，但王导、谢安这些世家子弟依然会把他看作是老兵出身的人，这一点在《世说新语》中有明确记录，非常值得关注

袁宏起初撰写《东征赋》，完全遗漏了陶公的事迹。胡奴陶范将他诱至偏僻房间，手持白刃，说道：“先辈的功绩如此卓著，你写《东征赋》，为何会忽略他？”袁宏十分窘迫，一时无计可施，便回应：“我本意是尊崇先公，怎能说他被遗忘？”接着吟诵道：“精金经过百次锤炼，在需要时能断物。以功业治理百姓，职责在于平定祸乱。长沙的功勋，史书都曾赞颂。”

对于这段文字，刘孝标在为《世说新语》撰写注释时，参考了另一部史书《续晋阳秋》中的相关记述，其中包含了该书的记录内容。

袁宏担任大司马桓温的记室参军，后来创作了《东征赋》，详细列举了渡江后的众多名门望族人士。当时桓温驻扎在南州，袁宏对众人说：“我肯定比不上桓宣城。”那时伏滔在桓温的府中任职，与袁宏交好，极力劝谏他，袁宏只是笑着不回应。伏滔私下将此事禀告给桓温，桓温非常生气，因为袁宏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又听说他的赋作很有名，所以不想让这件事公开出去。后来在青山游玩时饮酒，回来后，桓温命令袁宏同乘马车，众人感到十分担忧。在行进途中，有人向宏询问：“听说您撰写了《东征赋》，其中多次称赞先辈，为何没有提及家父？”宏回答说：“家父的尊称，自然不是臣子所能擅自提及的，因此没有呈递奏章，不敢公之于众。”温接着问道：“您打算用怎样的言辞？”宏立刻答道：“才华横溢，或挖掘或引述。虽然身体可能消逝，但道理不可沦丧。因此宣城所展现的气节，确实值得称道。”温听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两则记录非常相像，我们无需探究它们之间到底是弄错了归属，还是确实发生过，桓家和陶家的故事可以存在这样的牵连，反映出两家在当时门阀士族眼中拥有几乎同等的地位。陶渊明家族自曾祖陶侃起，曾是国家的功勋世家，但到了诗人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陶渊明作为旧贵族的后裔，内心可能对自己的先祖感到自豪，然而现实环境却并非如此，他并未受到高门世族的重视，这一点与桓氏家族颇为相似，这或许就是陶渊明和桓氏之间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所在吧

谈及家族的更近亲属，陶渊明敬重的长辈中，除了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位列第二。孟家是武昌地区的名门，其时颇有声望。陶侃治理荆州期间，将第十个女儿许配给孟嘉。他们所生的第四个女儿，便是陶渊明的母亲。孟嘉曾任职于桓温麾下，彼此交情甚笃，陶渊明为其外祖父撰写的生平记载中多有提及，诸如广为流传的一段趣闻：桓温曾向孟嘉询问饮酒之乐，询问其为何如此钟爱，孟嘉面带微笑回应道：明公您只是未能领会酒中的乐趣罢了，又当桓温问及欣赏音乐时，丝竹之音不如管弦之乐，管弦之乐又不如人声，孟嘉则答道：这是逐渐接近自然之境的过程。这篇传写于陶母孟氏离世时诗人正守丧，此前彼时局势剧变，桓玄率军东进，最终取代东晋建立楚朝；基于此景，曾任职于桓玄的诗人执笔追忆外祖孟嘉与桓温的过往，既体现他对自家与桓家渊源的明晰和关注，又是否另有深意，实在难以断定。就算我们不过分分析，从这种亲属关系来说，当初陶渊明投靠桓玄，至少算是一个很顺理成章的决定：对于诗人，桓玄是自己敬重的外公的主管桓温的儿子；对于桓玄，这是父亲年轻时候一位部下的外孙。

陶渊明和桓玄，彼此间并不仅仅是老朋友或亲戚之类的联系，即便从体面角度来说，他们之间也存有观念和理念上的相互理解。陶渊明比桓玄年长一些，他们作为同辈人，接受的教育大致相同，具备相似的文化底蕴。陶渊明的诗作中写道，他年轻时很少参与世俗事务，专心研读六经；桓氏家族最初凭借儒家学说建立声望，作为最小的儿子桓玄深受桓温的喜爱，其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自然非同一般，若要寻找佐证，不妨考察桓玄与当时庐山的慧远法师之间的往来。《高僧传》中记述，在399年桓玄从江州起兵攻打荆州殷仲堪之前，他曾前往庐山与慧远相见，彼时他身为佛教信众，决定剃度出家，依据《孝经》所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一教诲，他对此产生了疑问，便询问道：既然不敢损伤身体发肤，为何又能进行剃度剪发呢？慧远起初同样通晓儒家典籍，广泛涉猎六经，接着就用《孝经》中“确立自身品行，遵循正道，使名声流传于后世，以此彰显父母，这就是孝道的极致”的后半句“确立自身品行，遵循正道”来回应，显然，他们之间的讨论都依托于儒家典籍。

桓玄与慧远的辩论，除了采用传统儒家观点批评佛教外，还运用了玄学理论，他本人擅长辩论玄学话题。审视佛学历史中慧远撰写的大部分文章，实际上都与桓玄存在关联，若非桓玄的质疑和挑战，《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等著名作品或许不会问世并流传至今。要探究桓玄的玄学主张以及他对慧远的质疑，除了查阅桓玄留下的文字，还可以从慧远著作中的反驳段落来分析，像《沙门不敬王者论》这类作品，其内容包含质疑与回应两个层次，质疑部分反映的是世俗常见的看法，而回应部分则是慧远明确提出自己的见解。参照众多同期文献进行对照分析，能明白《沙门不敬王者论》部分质疑与桓玄联系紧密。慧远在该文中清楚陈述：他担忧忧患源于自身存在，不执着形体来消除忧患；知晓生命繁衍来自禀受造化，不顺应造化来寻求根本。慧远认为佛教明白人生诸多烦恼源于肉体存在，所以不能通过保养身体来消除烦恼，万物生长是自然变化的结果，因此也不可以顺着自然变化去追求最终的归宿。慧远和桓玄之间有一个核心争议点，就是是否要“顺化”；所谓“顺化”，指的是遵循事物自然发展的趋势；这一点，桓玄对慧远提出了疑问；同时，这也是陶渊明思想的关键所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体现在“纵浪大化中”这种自然主义态度里；这种态度，也是他人生幸福的源泉；他喜欢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慧远认为陶渊明和桓玄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只信奉顺应自然之理却不通晓佛法的常人。

陶渊明与桓玄的关联里，诗人对桓玄篡夺东晋的看法，是个颇具争议的议题。历来众多研究者认为陶渊明不赞同桓玄的作为。这种观点或许与许多实际情况相符。但是，也许能够略微体察一下当时的状况，其实无需借助其他朝代的忠君理念来审视魏晋以后的观念和风气，自魏晋政权更迭之后，“忠”已不再是首要推崇的道德标杆，门阀世家并不将效忠君主作为最高准则，而在东晋门阀政治的体系里，皇室与门阀世家共同治理，皇权的庄严性更不能与往昔相提并论。当时几乎所有的门阀权贵，都怀有争夺帝位的野心。当年桓温的意图，可谓街谈巷议，以至于后来佛门典籍《冥祥记》里也记载了相关情节：

晋朝大司马桓温晚年笃信佛教，供养僧尼饮食。有个不知名的尼姑，从远方而来，拜温为施主。这尼姑品行不端，温却十分优待，让她住在府内。尼姑每次洗澡，总要耗费很长时间。温心生疑窦，偷偷察看：只见尼姑赤身裸体地挥刀，剖开腹部取出内脏，斩断头颅四肢，肢解分割身体。温惊骇不已地退回。等到尼姑从浴室出来，身体完好如常。温如实询问。尼姑回答道："要是冒犯您，就要遭受这样的刑罚。"当时温正图谋篡夺皇位，听到这话，心中闷闷不乐。故以戒惧，终守臣节。尼后辞去，不知所在。

胸怀“争夺”的志向，却“始终恪守”臣子的本分，这类人不止桓温一人，例如诗人的曾祖父陶侃，在《晋书》中也有记载

据说他年轻时长在雷泽捕鱼，捕到一把织布梭子，就把它挂在墙上，不久雷电交加下起大雨，那梭子自己变成龙飞走了。他又梦见自己生出八只翅膀，飞到天上，看见天门共有九重，已经登上八重，唯独一重进不去。守门人用棍子打他，于是他钻地道，折断了左边的翅膀。醒来后，左腋还隐隐作痛。还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一个穿红衣戴红帽的人整整齐齐地站着说：“因为你是个有德行的人，所以来告诉你这件事。你以后会当上官，职位到八州都督那么高。有个面相讨喜的人师圭对侃说：你左手中的中指有垂直的纹路，将来会当上公爵。如果这条纹路通到指根，那你的尊贵程度就无法估量。侃用针划破手指，鲜血喷涌而出，在墙上溅出了“公”字，然后用纸擦拭，“公”字反而更加清晰。等到他担任都督一职，统辖八个州郡，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掌握着强大的军队，暗中却有着篡位的野心，常常想到自己会像折断翅膀的鸟儿一样遭遇不幸，因而自我约束，没有付诸行动。

《晋书》收录了前朝很多传说，本书记载的陶侃事迹未必准确，不过和《冥祥记》中关于桓温的记述一样，无疑反映了当时普遍的看法。在那些占据荆州的权贵之中，陶侃可能心思和行为最为含蓄。然而，他常想“折翼之祥”而自我约束，这与桓温“时刻警惕”以保持臣子本分，有几分相似。这些风言风语和可能引发的猜测，作为陶侃的后代，陶渊明不可能一无所知，至少因为陶侃的缘故，他似乎不该因此对桓温，乃至桓玄怀有特别的反感吧。

这种观点并非全然否定陶渊明对东晋末年桓玄、刘裕接连推翻旧朝建立新政权所持的批判立场，而是意在表明：面对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变革，个人情感的表达可能带有政治色彩，但未必局限于纯粹的政见，有时还会掺杂家族观念和文化认同。

这种理解的形成，主要源于陶渊明对待桓玄和刘裕的显著差异。他与桓玄的交往相对平淡，但对刘裕的看法则明显消极。陶渊明短暂地担任官职，任职时间最长也仅一年左右。他的诗作中，始终未将刘裕视为正面人物。以他反思东晋覆灭的《述酒》为例，袁行霈先生的研究指出，诗中批评的对象主要针对刘裕，并未涉及桓玄。在实践层面，即便辞官归乡，陶渊明仍旧和官场中人维持着某些关联，袁行霈先生通过对比分析，认为比较突出的几位当中，陶渊明的立场显得格外与众不同。陶渊明视颜延之和殷晋安为知音，却只愿与王弘交好，对檀道济则深恶痛绝，这种态度的形成，多半源于他们同刘裕的亲疏关系不同：与刘裕关系疏远的人，他与之交往密切；而与刘裕关系亲近的人，他则刻意回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诗人对刘裕的厌恶情绪。

陶渊明和桓玄的家族背景与信仰存在关联，但诗人与刘裕之间存在明显距离；刘裕并非出身门阀世家，其成功完全依靠武力与功绩；从世族观念来看，陶渊明亲近桓玄而疏远刘裕；刘裕来自军旅，缺乏深厚的文化修养、传统认同；即便不考虑桓玄，单看刘裕与刘毅的竞争，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刘裕勇武过人，而刘毅则更具文采。目睹这般一位豪杰的逐步崛起，陶渊明想必愈发难以释怀。诗人的抵触情绪，应当涵盖两个维度，其一源于门生故吏的政治立场，其二则因虽来自寒微没落之家族而常怀傲岸的文化心态。西晋东晋之交的动荡，即便针对篡夺晋朝者而言，从世家大族桓玄到卑微士人刘裕，都折射出一个时代变迁的缩影。陶渊明出身东晋权贵家族，其接受的教育和早年经历都指向入世建功立业；然而他与同阶层的桓玄被迫分离，又与刘裕无法结交，这两位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之间，存在着世族与庶族的区别，诗人正处在这段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对新出现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陶渊明对世族向庶族转变的现象深感不满；加之他凭借功勋旧臣的家世背景，对于篡夺晋朝的动向也难以依附，形成了双重的不协调。因此，进一步说，陶渊明最终离开官场，一方面因为家族身份原本就不显赫，所以不会身居高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动荡时局的厌烦，同时看到刘裕势力逐渐增强，又无法忍受社会等级和习俗的变化，这些都是理解陶渊明归隐乡村时必须重视的重大时代背景。

辞官归乡，是他人生最重大的抉择。此后，陶渊明对自己选择田园生活的诸多解释，所谓“年少时就不合流俗，天性本就喜爱山林”，是从自然天性角度出发的，体现了庄子与玄学的思想，显得清高而洒脱，这固然得益于他的学识和理念；但结合他之前的生活经历来看，这些观点的阐述和说明，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中受挫的人生经历的反思与升华。他的内在蜕变与进步，形成了他在当时境遇及后来岁月中的个人风貌，借助书写完成了自我实现。

然而陶渊明那种转变和升华的自我阐释，颇为近似嵇康，这位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阐述他遵循自然天性方能实现解放的哲学思想，刻画了超脱世俗的名士风范，其实际的背景却是曹魏政权同司马氏集团之间惨烈的政治较量，嵇康撰写此文的真实意图在于拒绝司马氏势力的征召。同样地，我们无法全然采信陶渊明的个人陈述，分析他遵循本性、回归乡野的言论，洞察诗人遭遇的艰难社会现实，进而明白：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其生活时代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