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自祭文与挽歌诗：滑稽荒诞背后的深刻思想？

陶渊明自祭文与挽歌诗：滑稽荒诞背后的深刻思想？

如今陶渊明作品探讨已深入极点，仿佛所有内涵都已穷尽，似乎再无新意可寻。然而深入研读其文集，仍能发现不少值得探究的篇章。例如文集里收录了《自祭文》一篇，以及三首《拟挽歌辞》。《文选》收录了陶渊明的《挽歌》中的第三首，题目标注为《挽歌诗》；王叔岷的《陶渊明诗笺证稿》、龚斌的《陶渊明集校笺》以及王孟白的《陶渊明诗文校笺》这几部著作都把“《拟挽歌辞》”修改为“《挽歌诗》”，并且提出这三首挽歌是陶渊明亲自创作的，并非模仿他人作品而作。

根据《自祭文》《挽歌诗》（或《拟挽歌辞》，以下简称为《挽歌诗》）中的文字，陶渊明首先设想自己已经离世，接着他面对自己的灵柩、墓穴以及遗体，来祭奠和哀悼自己。这种做法看似有些可笑，也显得颇为怪异，然而这种可笑与怪异之中，常常包含着深奥的见解和特殊的用意。

根据学术探讨，普遍认为《自祭文》创作于陶渊明离世前很短时间；然而对于《挽歌诗》，存在分歧，有人提出是46岁（袁行霈观点），有人认为是51岁（逯钦立看法），也有人说是在59岁（邓安生、龚斌等人主张），更有人主张是63岁（宋代吴仁杰、祁宽、赵泉山都视为临终作品，当代王孟白、孙钧锡、廖仲安等也类似看法）。陶渊明曾在《答庞参军》的序言里提到自己多年以来不再写文章,根据陶渊明的作品年表可以知道,他晚年确实很少创作作品。既然他声称不再写作,那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亲自撰写自己的悼词和哀歌呢？

以旷达超越幻灭

人的情绪起伏不定，上一秒还能心胸开阔，下一秒就觉世间虚无，无论是沉迷消沉还是超然物外，都是生命中的感受，陶渊明也不例外。他在《自祭文》的结尾写道：“活着实在太苦，死亡又该怎样。”悲观的人认为，这句话像是他决意离开人世的话；乐观的人则觉得，这像是他看透了生死的道理。从失望转为超然，两者之间仅一步之遥，摆脱了消极的失望，万事不再萦怀，便能达到超凡的释然境界，这就是袁行霈先生所说的陶渊明那种“顺应自然”的心态。

研究陶渊明留下的文章，能发现他观念上存在两个极端。日本学者冈村繁在《陶渊明李白新论》里说明，陶渊明的“很多篇章都有着不一致的表述”，归纳为“对生死的态度既有超脱又有留恋”等五个层面，对于彻底呈现陶渊明思想中对立交错的特质，很有帮助。陶渊明思想里的矛盾，在他中年生病期间，体现得更为明显。陶渊明长期患病，这对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是无尽的煎熬；而遭遇火灾（《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和受灾（《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后的窘迫，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生活困境，他感到居所空旷凄凉，没有任何值得愉悦的事物（《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甚至为了温饱四处奔波，不知何去何从（《乞食》）古人所向往的建立德行成就功业成就学说“三不朽”，在陶渊明那里，也变成了一种“中年危机”：年少时听闻道理，到老却一事无成，人生短暂如同寄居世间，精神萎靡也有时候（《荣木》）。年岁渐渐增长，而名声未能建立，对陶渊明而言，这是人生最大的忧愁，所以陶渊明“放达不羁却充满悲伤”（《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深入研读陶渊明的诗作，可以发觉他始终牵挂的是“不朽”这一议题。袁行霈先生对此体会非常深刻，他在解读陶渊明的《形影神》诗作时指出：“‘形’为人生短暂而感到苦恼，‘影’为成就名声之难而感到痛苦”，“形影神这三个意象，分别象征着陶渊明内心相互矛盾的三个层面，这三者的交流展现了陶渊明人生理念中的矛盾与融合”（《陶渊明研究（增订本）》）。

陶渊明深感朝代更迭的无力，甚至充满怨愤，体会到自己生病后的痛苦与无助，对家中没有妻子感到失望，又为《责子》诗中孩子不成才而哀伤，这些情绪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产生“天意或许如此”的念头，觉得人生短暂如幻，最终都会归于虚无，面对这一切他感到无能为力，只能借酒消愁，暂时忘却尘世的烦恼。

陶渊明之所以称得上伟大，是他能够超越那种“人生实难”“终归空无”的幻灭感。他在《神释》中说：“任凭在宇宙变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当做的就去做，不再有多余的忧虑。”罗大经评论道：“不因生死祸福而扰动内心，安然顺从，这就是保养精神的方法，陶渊明真可说是明白事理的人。”（《鹤林玉露》卷十五）陶渊明的超脱，还表现在：“姑且顺应自然走向终结，享受天命又有什么可疑虑的。”他态度豁达，举止安详，顺应自然，本性率真，愿意做官就做官，愿意隐居就隐居，喝醉了想睡觉就派人回去，去别人家吃喝时写了《乞食》这首诗，不把亲自耕种当作耻辱，不把贫穷当作忧患，面对死亡如同面对生存，遭遇凶险时如同遇到吉祥，重病之后不吃药，不担心祭祀，如今我将要去世，可以没有遗憾。用这种想法撰写自己的悼词和哀歌，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反常现象。单从为自己作祭文和写挽歌这件事而言，这已是他从容面对生死、顺应自然的豁达表现。

力图创新

陶渊明具备突出的开拓精神，以及通过著述成就永恒名声的强烈愿望。他开创了前人未曾涉足的领域，抒发了前人未曾表达的情感，这便是创新。考察陶渊明田园诗的创作，前人是多么少有人专门描绘过这样的题材，因此陶渊明得以成为田园诗创作的开创者。至于乞讨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写入诗歌之中？只有陶渊明率先尝试，写出了《乞食》这首诗。范子烨先生指出《五柳先生传》并非自画像，邵明珍也指出传记和赞颂文体通常不适用于撰写个人传记（《求是学刊》2017年第6期）。然而，如果考虑到陶渊明在主题和内容上刻意求新，他为何不能有意创作自传呢？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也能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能写别人不敢写或不能写或未曾写的内容，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写文章不取得惊人效果绝不罢休，屈原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李白、杜甫同样如此，苏轼等人更是这样。

袁行霈先生围绕五个要点展开阐述，重点分析陶诗主题的新意，特别是以安守清贫和耕作生活为核心，他指出：“田园诗是他首创，在田园诗中，以农耕为题材，更是陶渊明的首创。”（《陶渊明研究（增订本）》）同样，祭文和悼诗通常由他人代为创作，但陶渊明为何不能打破惯例，亲自撰写祭文和悼诗呢？陶渊明的《自祭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一篇自祭文作品。虽然缪袭、陆机、傅玄等人此前创作过自挽诗，而且陶渊明写的挽诗命名为《拟挽歌辞》，但这并不影响其内容的独特性。

游戏之作，兼安慰亲朋

根据《拟挽歌辞》的内容分析，虽然表达得非常悲痛，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少诙谐的成分。诗中描述“想要说话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想要睁眼眼睛却看不见光芒”，体现了肉体消亡而精神并未完全消逝的状态。外在的我一本正经地念诵悼念自己的挽诗，而内在的我却依然能够感知，这种情景本身就充满了荒诞感。诗里提到“只遗憾在世期间，喝酒的数量不够多”，已经离世的人还在惦记喝酒的事情，这种情绪可以看作是豁达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戏谑的言辞。《自祭文》中也存在类似表述，例如“容颜已经昏暗，听到的声音更加微弱”“我行路茫茫，墓门风声萧萧”，这些都是超脱常想的文字，所以苏轼曾说：“陶渊明《自祭文》在气息奄奄之时写出奇妙语句，难道涉及生死话题吗。”

临近生命终点，鸟儿的叫声显得格外悲切；人在弥留之际，话语往往充满善意。陶渊明清楚自己时日无多，预想到死后孩子们哭着索要父亲，亲密的友人安慰着哭泣，因此他撰写了祭文和挽歌，用豁达的言辞抚慰亲人故友。天地定下规律，生命必然有消亡的时候，又提到子夏说过的话，说生死都有定数，荣华富贵由天决定；在《仿制悼亡诗》的开头写道，活着就会有死亡，早逝并非命运催促，生老病死是人生中本来就有的现象，本来没有必要放在心上。《自祭文》提及陶子即将告别客居之所，永远回到根本的家园，活在世上不过是暂时的寄居，唯有离世才是彻底回归最初的故土，所谓“我原本来自泥土，最终仍要回归泥土”，将死亡看作是一种解脱，“人生确实艰难，死亡又算得了什么”，既然自己已经看透了生死的界限，那么亲友又何必过度哀伤呢

受当时风尚影响

晋朝的读书人举止洒脱，不受拘束，以享受当下、吟诗作赋、畅饮欢宴为常态，这种生活态度深受文人圈青睐。官场上的纷争和人生的短暂无常，让他们内心变得孤僻，在建安年间那种意气风发、抒发忧愤的基调，逐渐转变为正始时期藏锋守拙、恣意狂放的风格，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使晋人对生命更加超脱，注重回归本真，寻求心灵自在。晋代人非常看重生死问题，但在实际行为中，他们面对死亡却十分从容。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待生死的一种复杂心态。《文选》收录了魏晋时期缪袭创作的一篇《挽歌诗》，陆机写了三首《挽歌诗》，傅玄创作了一首《挽歌辞》，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为自己所作。这种社会风气，必然对陶渊明创作《自祭文》和《拟挽歌辞》产生了作用。坚持这种看法的，有宋代赵泉山，也有日本学者桥川时雄，他主张：陶渊明的《挽歌诗》和《自祭文》，确实是为了顺应当时的社会习俗而创作的。

文学作品的构思往往需要深厚的情感积累，俗话说“厚积薄发，灵感迸发”“苦苦追寻不得，偶然遇见却毫不费力”。从陶渊明现存的篇章来看，《自祭文》《挽歌诗》绝非一时冲动写成，其创作缘由应当包含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