俯瞰乐城岛，探寻藏在岁月深处的动人往事与厚重人文

俯瞰乐城岛，探寻藏在岁月深处的动人往事与厚重人文

俯瞰乐城岛。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乐城岛的古代石狮遗存。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琼海市乐城岛，这座深藏于时光长河中的岛屿，一半沉浸在丹青般的诗意之中，另一半则展现着烟雨朦胧的繁华景象。

21世纪初，“博鳌热”引发了显著的开发热潮。紧邻博鳌的乐城，很快吸引了众多从事旅游开发的富豪和专家学者。他们纷纷踏上岛屿，对旅游资源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挖掘。

他们走完全程后，不禁感到惊讶，这个小岛竟然蕴藏着众多感人的历史故事，承载着悠久而丰富的人文遗产。他们沿着阴阳山下那由明代砖石铺就的古道前行，来到村委会老屋前，发现了一座雕刻着莲花图案的古县衙柱础，村民们用它来拴牛；在西门的便道上，一块断裂的石板上，清晰可见清代门匾“阜成”二字，字体遒劲有力；而在一处墙根处，还有一块斜置的石牌匾，上面刻有“温泉书院”四个字。至于石狮、石鼓、石碑、石凳等，在普通的街巷中随处可见。若有人不慎落座于石凳之上，似乎能瞬间“穿越”至明代。这些，仅仅是地表上可见的古城遗迹，更不用说地底深处可能还隐藏着多少未知的宝藏。城隍庙会、正月十五的灯展、赛肥鸡等，这些源自元明清时期的独特民俗活动，更是让人心驰神往。

在宣统三年（1911年）编纂的《乐会县志》中，特约记者蒙钟德负责了摄影工作。

千年乐会“莲花县”

读取一座城的记忆，要从历史开始。

《旧唐书》与《新唐书》中均记载了乐会设立县级行政区的历史，而在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乐会县志》（康熙八年版）中，对这一信息进行了进一步的详细描述：县治距离府城东南方向有三百五十里之遥。具体而言，在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该县治便设立于现今的会同县泗村都黎黑村。

唐代时，乐会县治位于泗村都黎黑村，此地现今属于琼海市烟塘墟。其中“乐会”一名源于《礼记》中的“大乐与天地同和”，寓意着通过礼乐汇聚各方，因此得名。这表明当时朝廷对新设的乐会县抱有极高的期望，而以礼乐汇聚各方则成为历代执政者的坚定信念。

乐会官民果然没有辜负众望，经过在泗村长达627年的治理，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了稳步增长。

宣统所著《乐会县志》中提及，元朝至元二十四年，县治迁移至太平乡调懒村。二十八年，设立会同县，县治再次迁移至万全河北岸。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遭遇敌寇侵扰，县治又迁至河南洲上。由此可见，在元代，随着中央政权在海南岛东部沿海至内陆的扩张，乐会县治历经迁移，先后定居于调懒村（现琼海潭门新朝村）、博鳌旧县村以及乐城岛。

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那段时间里，乐会县北境及其县治之地设立了新的会同县（县治位于现今的琼海博鳌旧县村，后于1914年更名为琼东县），此举将乐会县的北部区域划归给了新成立的会同县，同时，中南部山区则保留给了原乐会县。乐会县因此承担起了推广中央治权和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使命。

自那时起，乐城岛见证了多个朝代的更替，其归属权随着纷争的转移而变动。起初，它只是简陋地存在，后来人们筑起了城墙，使其成为一座城池。随后，这里逐渐聚集了更多的人，形成了市场。然而，随着陆路交通的兴起，水路逐渐被废弃，乐城岛最终陷入了寂寞与荒凉。

正如方志所载，在1300年，县治之所以迁至乐城岛，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时社会治安状况令人担忧。乐城岛被水环绕，宛如天空的屏障。在岛上设立县治，首先可增强抵御贼寇入侵的能力；其次，地理位置优越，便于交通往来。在古代，水路是主要的交通线路，船只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乐城岛位于万泉河的中央，乘坐船只顺流而下可抵达博鳌港，进而出海；逆流而上，则可达嘉积、龙江、石壁等地，直至海南岛中部的山区，交通条件极为便利；此外，万泉河下游土地肥沃，鱼虾和稻米产量丰富，物资供应条件相对较好。

经过实践检验，此次迁治至乐会县，为其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标志着一段崭新历史的开启。

迁治至乐城岛之后，乐会县添置了一个雅致的别称——“流花县”，这个名字深受人们喜爱，据说是“莲花县”的谐音转化而来。由于乐城岛上下游各有一座形态与神韵都十分相似的莲花墩，因此人们便将“乐会县”更名为“莲花县”。其中，位于岛下游的石莲花墩更是古乐会县八大名胜之一。陈遇清，广府举人，明乐会教谕，曾以《石莲花墩》为题，吟咏了一首诗。诗中云：“听闻渡海有仙人，降临琼华显出美丽。墩上何时长出紫竹，河中片石映现青莲。淤泥中不染污，凭借波浪得以清洗。花朵能够长久绽放，对着圆满的月亮盛开。偶然遇到溪云舒展玉叶，我乘此景如同坐船。”

乐城岛上保留着“岁进士”这一称号的牌匾，该牌匾象征着岁贡的身份。特约记者蒙钟德拍摄。

筑城营造“安乐地”

城墙既是抵御外敌的屏障，也是抵御风雨的避风港。在冷兵器时代，长矛大刀横行的岁月里，一座坚固的城池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城墙，无疑是出色的防御策略。对于乐城岛的居民而言，城墙不仅是抵御敌人侵袭、抵御洪水冲击的坚实壁垒，更是他们心中永恒的钢铁长城，象征着家的归属和安宁。

乐城建制初期，条件颇为简陋。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知县王思恭方着手建造堂宇、门廨、吏舍以及仓库，至此规模初具。然而，在随后的270多年里，衙署始终缺乏资金来修建城墙。尽管乐城岛被四面环水所环绕，但这并未能阻止盗贼的侵扰。

明隆庆六年，即1572年，海盗李梦焚毁了我县的栅庐舍（据宣统《乐会县志》记载）。副使陈复升提出筑城以抵御海盗的建议，知县张纲同意，并批准发放九百余两银子，征召一万二千名壮丁，运送石材进行城墙建设。城墙周长达到三百七十二丈，同时开设了南北两个城门。此后，在万历五年、三十八年、崇祯十三年以及顺治十年，历任知县彭大化、王怀仁、陈蕃、刘叔鳌等人，先后围绕城池挖掘护城河，完成城墙的雉堞构筑，对城墙进行扩建，并对城门进行了改造，从而使得整个城池拥有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到了康熙五十五年，知县谢鉷增建了子城和门楼。雍正元年，知县赵光绪对城墙进行了重修。

自筑起城墙并挖掘了护城河，乐城在抵御外敌入侵方面的防御力显著提升。在清顺治三年九月，数百名来自万州的黎族百姓闯入县城南门河附近进行劫掠，但被守军击退。次年二月，又有数百名文昌地区的盗贼围攻城池。知县邵俊明秘密逃至万州，请求增援兵力以平息这场动乱（见宣统《乐会县志》）。

乐城的集市起源于元朝末年，被命名为县门市。到了明隆庆时期，县门市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城南门外新设的朝阳市。然而，在万历年间，朝阳市亦被废弃，县门市得以恢复，同时新增了南门市和北门市。进入清代，三市被废除，朝阳市再次得以重建。

朝阳城呈东西走向，分为一纵二横，纵向长度超过400米，依次为东门街、客行街和鱼行街。横向则由新街和米行街构成。在民国时期，商铺数量已增至250多家。各类商品琳琅满目，一应俱全。

乐城岛设有五个渡口，它们是连接乐城内外人员和物资的重要通道。其中，上东坡渡口码头水深达到6米，能够容纳百艘以上的大型帆船停靠。从这里出发，船只可以驶向博鳌港，并直接航行至湛江、江门、廉江、北海、厦门以及南洋等地区，成为了一个关键的商贸港口。在古代，这里就已经设立了海关，负责对过往货物进行检验和征收税费等事宜。

乐会的领导者深知，随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和谐，他们必须时刻铭记朝廷当初赐名“乐会”的初衷。

明万历四十一年，刘叔鳌知县与学子们共同出资，在文庙东侧建立了书院，命名为“安乐会馆”。在闲暇时光，他们在此聚集讲学。因此，许多学子励志苦读，其中不乏考取功名者，共有30余人先后中举。清同治己巳年，乐城城脚村的林魁抡考中岁贡，随后担任了训导一职。乐城，也因此成为了乐会县文化的摇篮。

自明代至清代，乐会县历任知县共计135人，明代有52位，清代则有83位。这些知县在任职期间，勤勉治理，使得乐会县的经济与社会逐步繁荣，民族间的和谐关系也日益增进。

自沐浴清化以来，乐境之内，太和之气弥漫，蒸蒸日上，焕然一新。即便地处弹丸之地，其形态与教化习俗依旧保持。士人秉承旧德，农夫遵循先祖遗风。县境位于山海之间，民风淳朴。入清之后，朝廷推行诸多促进民族团结、开发边疆的政策，并注重文化教育的强化，社会渐趋稳定，人口亦迅速增长。

封建王朝通过礼乐盛会的形式，实现了汇聚各方力量的政治意图，这一目的得到了充分展现。乐城作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其作用显著，已经成为海南岛东部地区一个至关重要的城镇。

曾经的乐城石砖古道。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岁月不居“先行者”

水运兴则乐城兴，水运衰则乐城衰。

在20世纪20年代，海口至三亚的榆林东线公路（也就是后来人们习惯称呼的海榆东线）宣告通车，随之而来的是水路运输业的日渐式微，乐城原本的优势转而变成了劣势。到了1952年，乐会县委和县政府正式搬迁到了中原镇。乐城从此结束了长达652年的建置历史，城内的商业活动逐渐衰落，而居民们也纷纷选择搬迁他处。

1959年3月，国务院作出决定，撤销了琼东、乐会、万宁这三个县，并将它们原有的行政区域进行整合，正式设立了琼海县。此举标志着乐会县长达1299年的历史正式落下帷幕。

这座岛屿位于万泉河的正中央，历经磨难，岁月更迭，承受着风雨的侵蚀和洪水的冲击，最终恢复了宁静。

这座城市，历经数百甚至上千年的变迁，才积淀出今日的深沉底蕴，乐城也不例外。它历经风雨，见证了繁荣与衰落、宁静与喧嚣的更迭，最终迎来了一场绚烂的复兴……

时光荏苒，季节如梭。得益于博鳌开发的推动，乐城再次迎来了崛起的良机，并被赋予了承担改革开放使命的责任。

2013年2月28日，我国政府正式批准在海南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标志着我国首个专注于国际医疗旅游服务、低碳生态社区建设以及国际组织汇聚的国家级开发区正式诞生。与此同时，国务院为乐城先行区颁布了九项优惠政策，使其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医疗特区”。这座兼具古老与年轻的城镇，正夜以继日地努力，不断书写着其成长的传奇。（王仪 钟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