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教授：从博物学视角探讨哲学与科学的交融与传播

刘华杰教授：从博物学视角探讨哲学与科学的交融与传播

Liu

Liu 出生于1966年，来自中国东北部。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地质本科生。他目前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的主要作品包括“混乱的语义和哲学”，“分形艺术”，“中国科学”，“自然文化和历史”，“丹多花事”，“魔术自由”，“从自然主义观点”，等等。

Wen 简介

当真正的知识或一个人的理论传递给公众时，将会有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这种结构有时有利于传播，有时会导致对原始作者的真实意图的误解或误解。因此，我们一直鼓励阅读更多原始文本。阅读原始文本就像当场旅行一样，否则，就像阅读其他人的旅行笔记一样，还有额外的处理。标准化学者既有不同的观点，又具有系统的逻辑结构和经验支持。它们不能脱离上下文，也不能无限放大。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关于达尔文的辩论非常激烈。老师Liu 读了很多书籍，并详细分析了它们，这恢复了达尔文对我们的想法中鲜为人知的部分。让我们重新考虑进化与进步，竞争与共生之间的关系，并思考我们的未来……

1。“生存斗争”模型是否足够？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以科学术语出现的生物进化理论是教条的，并且不当地解释了。从最高意义上讲，理性的“生存斗争”的一部分才成为自然法则，从而为人类社会和我们的星球带来了深刻的灾难。人们已经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单方面“灵感”获得了“斗争是生物世界中的普遍原则”，认为自然科学支持某种伦理和政治哲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不是这样。尽管达尔文本人有时表达不准确，甚至偶尔也有种族主义的暗示，但总的来说，一些达尔文人的后果可能并不是达尔文本人想要看到的。

现在，进化通常被视为事实证明和不可逆转的事实，甚至被理解为进化。但是，“从进化中剥夺进步概念的想法是'达尔文革命'的未完成的原因。” （Yang 2004）达尔文并没有说进化等同于进步，也没有说挣扎就是一切。实际上，他反对这些对文本含义的理解。

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理论进化论为子孙后代提供了重要的码数，以了解生活的进化过程。

对思想进化的研究与哲学认识论的分析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太关心这种思想的对与错，以及与事实的差距。达尔文的理论很少，很难被误解。例如，，，，，，，，Gould等都被指控在不同程度上误解了。这些人的前两个直接批评达尔文，而后者则声称他们确实理解了达尔文，但实际上被认为有些扭曲了达尔文的思想。彼得·J·彼得·J（Peter J. （Bower 2005，第74页）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自然选择理论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最独特的贡献。那么，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达尔文在社会中传播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什么？为什么达尔文出人意料地成功了？

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和雄辩的进化学者完成了“中文中通常翻译为“综合进化论”的“进化综合”（通常被翻译成“综合进化论”），这确实为自达尔文（）以来的进化生物学的科学基础奠定了相当大的基础，但并没有改变进化论的哲学和社会形象。相反，基于新的科学知识，新达尔文主义进一步加强了还原主义和科学主义。当代达尔文猎人道金斯（）超越了全面的进化，而19世纪的达尔文人后卫在辩论技能方面并不逊色，并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坦率地说，理解的进化论更接近达尔文（称为新达尔文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谈论真理。

道金斯及其支持者意识到论点和论点的工作有点像“事后观察”，在科学哲学中重建了“科学解释”。道金斯（）的《基因》（Gene）的标题听起来很奇怪。有一天，我终于弄清楚了为什么这是错误的。关于进化的有许多粗俗的解释，而道金斯绝对不包括在内（他严格在“微观进化”或“小进化”的范围内，但他的解释也引起了批评。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将基因描述为“自私”，但他不能将基因描述为“他不能，因为他也写了“盲人：”。

如果您说“盲”，则不能说“自私”。另一方面，您不能说“盲”你不能说“盲”。失明和自私都是隐喻，通常用于描述人类特征和行为的单词被用来描述非人类，完全不同的生物学对象。 “盲目的眼睛”应该与道金斯一直坚持的还原主义相对较为一致，情感上的“自私”恰好属于与道金斯本人反对的设计有关的目的论。如果道金斯一致，他将无法使用“利他主义”或“自私”来修改基因，尤其是他不能在书名中使用它。我的理解太极端了吗？当我在《生命科学》（）杂志中读到朗利对“小丁字裤”的评论时，我原谅自己并获得了一些信心。朗利说：“有一个句子以'您可以将本书读成科幻小说'开始。这是书中最有用的信息。一开始就适当地放置在一开始。这本书与科学相似，与历史的历史幻想相似。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事实并试图了解事件的事件。历史幻想的事件可能会造成他的幻想和造成的幻想，并与她相似地构成了刻薄的故事。特殊物种中“无私基因”的证据及其实际发展。” （CH，1977年）“这本书是肤浅的，对进化生物学的科学是不正确的。这对学识渊博的读者构成了伤害，对外行是一种误导。” （CH，1977年）“这本书是肤浅的，对进化生物学科学的阐述是不正确的。这是对学识渊博的读者的伤害，对外行是一种误导。” （CH，1977年），如果他的评论发表在人文和社会科学杂志上，根据一些科学家的逻辑，它们肯定会被视为反科学！

“达尔文革命”就像“哥白尼革命”。就其本质而言，人类应该在宇宙中减少，因为人类不住在宇宙的中心，而人类并不是非常特殊的生物。但是，实际上，通过“现代性”过程对它们进行了理解和利用，成为改善人类地位并加强当今社会的“现代性”模式的革命。进化生物学家迈耶（Meier）曾经提到过两项“达尔文革命”。第一个针对19世纪中叶的创造论，第二个是20世纪的全面进化论建立了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达尔文革命发生了多少次？也许还需要“第三次达尔文革命”来消除进化思想的“进步”概念。 （Yang 2004，第37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进化科学已经超过了（1985）和Tian Ming（1998）所谓的“未完成合成”（）。进化科学领域的许多基本工作尚未完成。 “达尔文命名了他不朽的杰作“物种的起源”，但他的书很少讨论新物种的问题。” （ 1999，第6页）

未完成的合成涉及多少内容？天明的“未完成的综合”是一本关于进化思想史的非常出色的简洁阅读书。该书谈论了“中断平衡”的理论，但没有谈论诸如“内部共生”之类的理论。至于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传统进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共生范式”可能是决定性的理论背景。令人欣慰的是，张Yun编辑的两本教科书“ Bio ”（1998）和《进化生物学基础》（2005年）编辑的《李南》（Li Nan）编辑的两者都涉及的内生物生物学理论和的Gaia假设，尽管重要性远非足够。

在第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历史教学的研讨会上，我说：“对中国古代植物历史的研究应该具有更广泛的文化观点，减少（不删除）晶体成分，减少（不是不是不是）简化的组件。 （2006年8月21日，在北京邮政卫生大楼和电信疗养院二楼的会议室），人们阅读的历史记录是从后来的某些事后角度撰写的。以下是尝试使用与“生存斗争范式”不同的“共生范式”改写过去100年来进化思想历史的小方面的尝试。就像彼得（1842-1921）一样，“相互援助理论”的拥护者，我知道斗争的哲学不是不合理的，但是因为它被夸大了，它相反的“共生”命题和概念是一个同样合理的重要性，因此被忽略了，因此值得描述，甚至可能被夸大了，这是值得夸大的。此描述在短期内不能全面，它只能是从某个方面的草图。如果您积累了太多的草图，则可以构建全面的图像。

2。.

俄罗斯地理学家，流亡者，无政府主义者的贵族，是一个被误解和被忽视的人。孙子和其他人对他的理解是一个例外，此事将在稍后讨论。在新中国建立后，他的进化论也被视为伪科学，因为他的独特政治观点不受欢迎。 1963年，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被认为是“由伪科学的资产阶级打扮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Qiu Qiu Quan，中文翻译前言，P.III）； " uses to a , , and . (Qiu Quan, , pi) Now we can look at the 's . The and in " " are also for us to the one-sided of and neo- a later.

“相互援助”的准确翻译应为“相互援助：进化要素”。这本书总共有8章，其中两章讨论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帮助”，一个人讨论了“非法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一个人讨论了“野蛮人之间的相互帮助”，两个讨论了“地中海城市之间的相互帮助”，两个讨论了“我们的现代人之间的相互援助”，以及一个“介绍”和12个“介绍”，“统治”，“典型”，“杂物”。另一位自然主义者促使他反思了自“物种起源”出版以来在社会上流行20多年的生存斗争理论。

1880年1月，圣彼得堡大学的卡尔教授（1815-1881）（院长，其中一些撰写文献）在俄罗斯博物学家会议之前发表了“关于互助法则”的演讲。根据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萨卡（Saka）的“小组”一书，凯斯勒（）是一位著名的鱼类学家（专门研究伏尔加鱼）。 1861年，他担任圣彼得堡动物学研究所的主任，后来曾担任圣彼得堡大学动物系主任。他组织了圣彼得堡博物学家学会（St. of）的成立，并担任第一任总统已有11年，但在讲话后不久就去世了。凯斯勒的言论影响了许多博物学家，包括克罗波特金（，2007; 1989，p.77）。从这个演讲中，克罗波特金（）意识到相互援助也是自然法则，也是进化的重要因素（ 1963，p.9; p.21）。

克罗波金（）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与自然主义者朋友波利科夫（IS）一起在西伯利亚学习动物。他最初试图找到相同物种相互作斗争的例子，但结果是适得其反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生存而言，普遍的斗争可能不是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克罗波特金在一般意义上并不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他对进化的叙述总是谨慎的。他强调，相互帮助只是“一个要素”，而不是所有因素，他的著名作品的字幕也是“ a”，即“进化要素”。他从不否认自然界中普遍的斗争和谋杀，但他也注意到了自然界中共同的“社会性”和相互帮助。他喜欢使用“社会”一词（最合适的人是最有社交的动物，社交生活是生存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完全同意凯斯勒的结论：“很明显，我不否认生存竞争，但我认为动物世界的逐步发展，尤其是人类的发展，比相互斗争更有益。” （ 1963，第22页。克罗普特金（）的原始文本显示在《圣彼得堡学会杂志》（ of The St. ），第11卷，1880年）。

“如果我们利用间接的诱惑问大自然：'最适合人物：他们是在不断互相战斗的人还是互相帮助的人？”然后，我们会立即发现，毫无疑问，拥有相互援助的习惯是最适合生存的机会。 （ 1963，第21页）

人们普遍认为，赫x黎是科学和文化文化的倡导者，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最活跃的捍卫者，但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存在问题。本文并非如此。 关于相互帮助的一系列文章的直接原因之一是，他对的宣传感到不满意。 He that "'s view on , as , is to , just like the 's view. only saw love, peace and by the of in . ... The made was that he did not want to fight with his mouth and claws at all, while made the ; but 's nor 's could be as对自然的公平，公正的解释。” （ 1963，第20页）

关于写“相互帮助”的动机，克罗普特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

“我认为写这本书以说明相互帮助为自然法则和进化的要素可能弥补了很大的差距。当赫x黎发表他的“生存竞赛”宣言，生存竞争及其对人类的意义时，我认为这是关于自然事实的不正确事实，人们在灌木丛和森林中询问了我是否可以与 and of and the （）”对他的出版物中最杰出的进化论者之一的观点的详细答复，编辑詹姆斯·诺斯（James Norse）接受了这一建议。

试想一下，历史上谁曾与赫x黎打球？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认为这也是许多历史书籍中写的。赫兹利曾经以保守的宗教人物辩论，并根据科学事实雄辩地击败了对手。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合理地意识到那些不满意赫x黎的人不仅限于保守的宗教人士。即使是那些普遍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也对他不满意，而克罗波金就是其中之一。根据简单的判断规则，“朋友的论点是敌人”，克罗波金被指控进行伪科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赫兹利（）为促进科学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无法垄断对科学的解释。

并非毫无目的，而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想批评的是赫x黎的霍布斯哲学“加入了科学的斗篷”（ 1963，p.79），“我们必须承认，即使是达尔文观点的最权威的解释者，即使是在他的言论中，我们在竞争中竞争了，如果我们不符合他的竞争，那就是我们的典范，如果我们不符合他的典范，那么他不像他那样竞争了，而不是竞争的典范。 “生存及其对人类的意义”：'从伦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动物世界可能与战斗机的表现相同。每个生物都得到了很好的对待和战斗的对待；因此，最强大，最敏捷和最狡猾的人可以生存和战斗能够为另一天而奋斗，因为他们不需要表达自己的偏好。人们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最弱者和最暗的人会失败，而最顽强，最狡猾的人在其他方面并不是最好的，而是最适合其环境的人。生活是一场连续的自由之战。除了有限和临时家庭关系外，个人与批发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正常的生存状态。 '“（ 1963，第19-20页）

正是由于对在《 19世纪》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02年将其作为单行版本的“互助”发表，因此赫x黎对科学和道德解释的不满。十二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本书被重印了。 1914年11月24日，克罗普特金（）在他的重印序言中写道：“当前的战争几乎使整个欧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斗争中。…在这场战争开始时，在那些寻求为这种恐怖造成这种恐怖的说明的人的口中，“生存竞争”成为他们骄傲的解释。”

提出了有关进化过程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例如：

我们坚定地反对许多人对“被击败”的哭泣，并反对为个人利益而进行残酷的斗争，以使人类也必须服从的生物学原则。

“生存竞争”分为外部斗争和内部斗争。种内竞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激烈和重要，并且其在进化中的重要性被夸大了。

动物的社会生活和互助是生存竞赛中最好的武器。任何最小化个人之间竞争并最大化互助发展的动物物种绝对是最繁荣的。

相互援助和个人自我维护的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但是由于后者一直在不断讨论和“大象”，并且“只有叙事诗人，编年史，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才注意到这种趋势”，因此有必要首先指出互助在动物国王和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巨大作用。

有趣的是，一些克罗波特金（）的话语与后来的内共生玛格利斯（）理论有着奇妙的联系。马古利斯（）在他的文章“如哭泣的话语和新的细胞内生物学领域”中特别引用了：

“ [相互援助是动物世界中许多主要类别的一个普遍例子。]即使在最低的动物中可以找到相互援助的事实。我们必须期望有一天我们将从研究小池塘生活的学者中学到，即使在有机体中也只能用显微镜看到无意识的相互援助。” （翻译参考 1963，p.24;另见，Sagan 1999，p.382; 1990，p.675）是“池塘寿命”之一。有比这更准确的预测吗？在“细胞内生物学”研究中，不是细胞，细胞器和共生的起源的重要问题吗？细胞看起来不像池塘寿命吗？

3。相互援助理论在中国的弱势影响

“相互援助理论”是影响现代中国社会的100种翻译之一（Zou 1996）。在20世纪初期，“互助”在中国曾经是非常时尚的，但是当从20世纪中叶观看时，只有一百个尺度检查时才有轻微的影响。此外，这种影响主要在于政治思想“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对“进化”的科学思想。

的相互援助理论首先提到了 Daily的第5卷（于1907年在东京成立于1907年）。 1908年1月25日（Wu 2005，p.154; Zou 1996，P.288），李·辛宗（Li ）翻译的“相互援助理论”开始在“新世纪”（于1907年在巴黎成立）序列化。根据1946年4月的著名科学作家和科学教育者Jia 的说法，当时有三句“互助”的翻译。第一个由商业出版社于1922年发表；第二个是在1930年在图书馆出版的，与第一个翻译的名字相同，但Jia先生认为第二个名字是流利而可读的，可以由另一个人撰写。第三章是在Zhu Xi翻译的书店版本的“ 的完整作品”第6卷中列出的，而Ba Jin也写了“前言记录”。 Jia先生估计，此版本可以从法语翻译（Jia 1946/2001，第501页）。

克罗波特金（）的理论通过李·辛（Li ），楚·米耶（Chu Minyi）和刘·夏皮（Liu ）的宣传深深影响了孙子森先生，后者曾经相信相互援助的演变理论（Zhou ning，，，2006年）。孙先生曾经指出，优越和失败的理论以及弱者的困境是一门野蛮的科学（Li 2004）。 “存在的物质竞争的含义已成为一个古老的俗语。如今，人类已经发展。没有相互帮助，他们将无法生存。” （引用周宁，，2006年，第36页）

的相互援助理论也影响了Li 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形成（Chen 2006），很难说他最终完全放弃了的概念。李·达索（Li ）在日本学习时是张吉（Zhang Ji）是蒂亚尼学校（ ）的成员，蒂亚尼学校（ ）首次翻译并介绍了“互助理论”。在早期，相互援助的理论是李·达索（Li ）了解“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先决条件。 “自“法国俄罗斯革命的比较观点”以来，许多重要的文章赞扬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常出现在许多“互助”的话语中。 （Chen 2006，第133页）在1919年，他还撰写了“阶级竞争和互助”，在社会转型问题上，他主张“阶级竞争”和“相互援助”齐头并进。 Yun 于1917年10月组织了“互助社会”，并于1920年创立了杂志“互助”，直接宣布了克罗波金的“新进化论的重要性”（Zou 1996，p.291）。

在提亚尼学校和新世纪学校的介绍之后，凯元普也接受了“相互援助理论”的想法，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它来分析欧洲战争（Fu 2006）。 CAI在给Chen Duxiu的信中曾称赞相互帮助的理论：“在生物进化史上，寻求相互帮助的人可以生存以驳斥DA竞争的意义。他的书列出了广泛的证据，并没有主张空虚的理论。今天，许多人持有人类的人会遵循它。” （Zou 1996，第291页）

但是，现代中国的许多硕士都限于历史条件（该国陷入困境，传统人文和文化无法与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文化相匹配）。尽管他们理解的进化通常受K-shi相互帮助理论的影响，但它们也倾向于K-shi心中，但总的来说，他们仍然遵守线性进步的进化理论。 "One-way " is their , Kang 's "Three-life ", Yan Fu's "Study of and Yan Yat-sen's "Turn on the Path" are all like this. Only Zhang 's " " is . He that good and evil, and , and are two-way (Wang , Xiang 2006).

包括张泰扬在内的所有这些前辈从无政府主义政治学而不是生物进化元素的角度了解到克罗波金，而解放后甚至更是如此。生物进化理论不是纯科学，或者该科学被各种社会因素所包围。因此，人们自然地采用生物学部分（也可以分为许多层次，例如遗传，人群，生态等），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和政治部位等。进化的科学文化是过去150年来社会和现代文化的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使人们从一开始真正了解达尔文的革命。达尔文的概念确实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因为它注定给上帝，进步和以人为本。

中国大师Qian Mu（1895-1990）对进化论的单方面延伸也持批判性态度。从科学意义上讲，金钱可能对生物进化没有深刻的了解，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准确地理解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本质。金钱显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即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进化等于进步。他认为，“感觉到我们现在处于历史上的最高点”的想法是“浅薄而傲慢的进化视图”（引用了Wu Pi 2005，第182页）。自认为单方面的进化意识形态与中国的学术传统不相容。他还说，毕竟，中国人“看着力量和挣扎”。 “在生物学进化和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内在的力量和斗争，不能说没有仁慈与和平。就传统的中国思想而言，和平与善良仍然是积极的，力量与斗争只是负面的。” （引用Wu Pi 2005，第182页）这段经文更接近。但是，敏oo的思想毕竟属于个人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它只能被边缘化，对真正的历史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今天，我们可以反思并了解Qian先生的见解。

Chen Duxiu以“新青年”的形式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Ker的相互帮助理论发表了有趣的评论：“我鄙视自己，人类的进化，竞争和相互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可以不可或缺的，就像是一辆汽车的两个轮子和鸟类之间的两个方案。范围是狭窄的，每个氏族的一个氏族都将本书的两个氏族的一面结合起来，这足以解释所有事物总是在发展的原则。自我利益是个人之间竞争的必要性，他还认为爱他人是群体之间竞争的道德。” （Chen Duxiu 1915；在Zou 1996，第291页中也发现了一些引文），但是，不能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完全理解达尔文的进化论。

解放之前，中国学术界非常重视克罗波特金的作品。 Mr. Jia 10 books in the " of the " by in 1949, 1 , 2 , 1 Wales, 1 , 3 (Hekel), 1 , and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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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哈金娜的著作，共生起源研究的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860年代到1907年，核心人物为法明茨恩和梅里日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只有孤立的实验和理论探索。

第二阶段：1905年到1920年代早期，核心人物还是法明茨恩和梅里日可夫斯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共生起源理论得到正式表述，也受到批评。

第三阶段：1920年代到1930年代末，核心人物是库佐-波利延斯基。他把自然选择的概念与共生起源理论融合在一起。

1940年代到1950年代这20年是停滞期，共生起源理论没有什么发展。

第四阶段：1960年代－现在，此时已有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共生起源理论得以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层面复兴（ 1992, p.15）。

这其中主要涉及三位俄国植物学家（广义的理解，他们研究的范围不限于植物），三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态度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实际上哈金娜已经尽可能阐明他们各自的动机和后来人的看法。

法明茨恩并非想否定达尔文进化论，事实上他是俄国第一批拥护达尔文思想的生物学家之一，早在1874年他就在圣彼德堡大学发表演讲“达尔文及其对生物学的影响”，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思想。不过，他理解的达尔文的主要贡献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甚至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的理解也不同。在一起有关达尔文主义的争论中，他还直接站出来捍卫达尔文的学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达尔文的进化概念中有若干缺陷。正是为了克服达氏的缺陷，他才构造了新的想法，“最终达到把共生作为进化的一种机制的思想”（ 1992, p.30）。

法明茨恩把进化的变化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变化是保护生物适应外部条件，不展现结构复杂性的变化，一种变化是导致组织复杂性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容许生物走出其正常的限制。他称前者为生物适应性的变化（ of the of ）或“达尔文变化”，称后者为进化变化（ ）。现在我们知道，他的这种划分并不很准确。达尔文的理论实际上也部分解释了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过程。法明茨恩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证明达尔文自己并没有设法提出一种进步理论（a of ）。新达尔文主义明确反对“进步”说，但达尔文本人实际很含糊，有时他赞成进步性发展，有时又说没有进步性发展。为了整合或者补充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法明茨恩试图发现一种进化因素，用它来满意地说明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有趣的是，法明茨恩试图在“可理解性”、“行为理性”、“精神过程”等现象中寻找这种因素（ 1992, p.32），他因此走向支持某种版本的拉马克主义，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也因此受到基米尔雅捷夫（KA）的批评。有人因为法明茨恩的进化观念有“心灵拉马克主义”味道而把他划定为反达尔文主义者，可能也不准确。

法明茨恩虽然一定程度误解了达尔文进化论，但不能因此而称他反达尔文。在1890年代的作品中，法明茨恩关于组织复杂性进化还坚持完全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他指出，复杂生物可能通过基本生物的联合而成为集群，而它们的聚集最后变换成一个高阶的实体。这一论题一开好像是顺便说起的，而后来受到有关共生实验结果的影响，最终变成了共生起源理论的基本概念（ 1992, p.33）。法明茨恩很自信，认为达尔文的想法只有间接证据，而他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数据的直接证明。在他看来，地衣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证据，它表明地衣作为一个复合的活生物体，比作为构成部分的真菌和藻类的组合，更说得通。“地衣的综合，是第一个观察到的事实，它表明更复杂的植物可以通过由简单个体之联合与相互作用而形成”，而这无可反驳地证明了生物进化的理论（ 1992, p.33）。

法明茨恩的逻辑自然不同于我们今天的逻辑。他的逻辑是：先对达尔文的概念作独特的理解（这并非故意的），对进化过程进行分类，指出达尔文思想的不足，设法弥补它，提出生物的进步性发展，把达尔文理论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在这一过程中，他得到了共生起源的概念。法明茨恩最终认为这种进化观念是“一种新的科学理论”，能够说明地球上的生命现象，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的基础。科学史的有趣性之一在于，事后看，一个人的动机和自我评估，可能与他人的看法和事情的演化并不相符（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迪昂就是一个典型）；由正确的前提未必导出正确的结果，而由错误的前提也未必不能产出有价值的理论。自达尔文以来，进化论学者想创新是比较困难的，理清自己的创新意图究竟是否超出了达尔文理论的潜在说明范围，只能是后来的事情，而且也是有争议的。间断平衡学说也面临这个问题，古尔德本人有时说自己超出了达尔文范式有时又不得不说还工作在达尔文范式之下。但设想一下，如果一开始学者就没有勇气试图超越达尔文，他（她）的创新动力可能就不足，对达尔文理论的细化、扩展就很难进行；另一方面，如果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臻于完美，更不会主动发展新的进化理论，不会为进化论事业添砖加瓦。至于事后发现，创新也许并不那么突出，仍然没有逃出达尔文的框架，那是另外一回事。有人说，敢于嘲笑哲学的才是真哲学，同样，敢于嘲笑科学的才是真科学（这只是一种修辞，当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经常蔑视科学成就）。

梅里日克夫斯基与法明茨恩作着平行的工作，他认为通过两个或多个种系分类上不同的简单的共生体集成，才意味着进化性变换的发生。1905年他首次表述了共生在进化中的角色，他用德文发表的论文《植物界色素细胞的本性与起源》与法氏的工作都是关于同于主题的创新性研究。现有档案显示，梅氏知道法氏的工作，对其叶绿体本性的实验研究很感兴趣。他们之间也有一些通信，但两人基本上独立地创立自己的共生起源学说的。

一开始，梅氏的兴趣在于形态发生和动物地理学问题，随后他开始关注动物中的色素分布问题。他的研究范围很广，曾出版过《硅藻形态学》专著。在分析硅藻色素资料的时候，他确信植物中色素细胞的本性相当特别，它们原来是独立生存的生命体，现在位于细胞质当中，但与细胞质不同。1906年他写道：研究硅藻色素细胞，“开启了一个特别的、新颖的、最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世界；在硅藻细胞中，我们遇见了像访客一样显然独立生存于细胞当中的生物，这些访客按照自己的法则发育、自我分裂，其独立性就像一般意义上生物独立于周围环境一样”（ 1992, p.37）。

梅氏对达尔文以及海克尔进化论也不满意，甚至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因为它们建立在陈旧的数据基础之上，而新的数据要求有新进化理论。推测、自然哲学甚至唯心主义目的论的想法等等，都能在梅氏身上找到。在他身上凝聚了逻辑与浪漫两种要素，这对他的创造性、高超的科学预见性都有帮助。

库佐-波利延斯基是一位高超的植物学家、理论家，对植物的进化形态学和种系发生系统学有深入研究。出于解决系统学和植物形态学问题的目的，他精细描述了进化的一般定律，他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基本的生物发生定律：从植物学的观点看》（1937）、《植物学中的拟态问题》（1939）、《植物种系发生定律与达尔文主义》（1940）。他的学术生涯一开始就定位于生物进化论，并且多年收集共生起源方面的资料。他发展出自己的方法来协调自然选择理论与共生起源假说。他研究过植物中绿色质体的起源，注意到用渐近分化的思路无法解释叶绿体的起源。他与法明茨恩一样认为，支持叶绿体共生本性的决定性论证可能在于，在纯粹培养的环境下它们可以生长。他甚至支持细胞核之共生细菌起源的想法。幸运的是，库氏的思想并未受到科学家的批评，塔赫塔尖的解释更有趣：当时共生起源假说本身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奇谈怪论。最终库氏既保留了达尔文的教义，又强调了共生起源作为进化的一种要素的重要性。但前者是个更大的纲领，他反对共生是进化的驱动力的想法（自然选择才是驱动力），他把共生起源放在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下做解释。他认为，共生起源的普遍性不能被解释成进化的一种普遍机制，不能等于同于自然选择的影响。但他这样做，1922年仍然受到柏格（）的尖锐批评（ 1992, p.79）。

现在可以小结一下三位俄国学者对达尔文主义态度的激进程度：法明茨恩认为共生起源可以补充达尔文教义，梅里日克夫斯基认为共生起源理论与达尔文对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问题的解决是不同的，他走得似乎最远。而库佐-波利延斯基又大大地往回拉了一下，认为共生起源的概念与达尔文教义并不矛盾，而且可以置于达尔文原理之下（ 1992, p.79）。

库氏似乎做了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开创了共生起源研究的新平台、新阶段。暂时皈依到达尔文主义的旗帜之下，有许多显然的好处。至少关于共生起源的研究可以理所当然地列在“科学”的阵营中，以“科学”的名义进行下去。但是，共生起源说与达尔文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两者的关系的确十分微妙，有张有弛。现在马古利斯偶尔还用共生起源的事实和理论有意敲打、讽刺新达尔文主义。在马古利斯看来，新达尔文主义者以“专业部落”的方式维持了很多不适宜的教条和“神圣知识”。新达尔文主义的成功包括三个方面：其经验解释力；机智的辩护把戏；顺应了现代性的社会背景。马古利斯认为后者的作用不能忽视。

5.马古利斯的连续内共生理论（SET）及其意义

一百多年来，对达尔文进化论作出片面的“斗争常有理”之意识形态诠释的人物，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可能过多地强调了动物行为学的观察结果，而动物学、动物行为学只是进化论所涉及的一部分内容。上述三位俄国学者中的前两位梅里日可夫斯基和法明茨恩不太相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后者则完全拥护自然选择思想），三者都不同意对进化论只作生存斗争方面的解释。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研究对象、所得到的观察资料不同于“高等”动物行为学给出的直观暗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本能的谨慎态度，对其意识形态解释更是不太相信。在这种意义上，跨学科研究、全方位的科学传播可能有助于科学家及民众超越偏见和固执。

马古利斯指出，进化论者和其他多数生物学家仍认为共生分析与进化分析之间有很大距离。在主要的关于进化的教科书中，共生被忽视或只是略微作了一下说明，只有两本英语语言的教科书将共生作为它们的一个组成章节（马古利斯，萨根1999,p.383）。共生起源作为一个进化论原理长期以来未被重视，部分是由于语言障碍，部分是由于人们不喜欢这种学说。马古利斯和麦克门那敏在为俄文书《共生起源的概念》英译本所撰写的编辑导言中指出，共生起源学说的遭遇与地质学中的大陆漂移、板块学说的情况有些类似，两者发生的时间也大体接近。地质学的这场革命最终被人们确认。“共生起源的观念必须整合到现代进化论中，就像板块构造已经成为当代地质学的核心组织概念一样。因而，生物学，生命科学，也许要进行一场有着滑稽称谓的'后现代综合'（ ），此综合承认由共生起源而来的进化之不连续本性。这样的一场综合将挑战今天在讲英语的进化论者中颇流行的标准的新达尔文观念。”（ and 1992, p.xxii）“后现代综合”对“进化大综合”或“新达尔文综合”，真是一个有趣的修辞，也表现了马古利斯的强烈反叛意识。

马古利斯本人在1967年（当时用的名字是Sagan）和1970年阐述真核细胞起源（这与共生起源理论关系相当密切）和相关科学史时，竟然没有提到上述三位俄国先驱的工作。马古利斯1992年在编者脚注中解释说，1975年列宁格勒植物学大会上经塔赫塔尖的提示，她才注意到这一疏漏，随后在1981年和1992年著述中都有弥补。”（参见1992, p.36脚注）估计不是有意忽视，而是英语世界不了解俄国人用俄文发表的成果。

马古利斯和其学生发展了连续内共生理论（ ），对进化论科学和进化论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64～1965年马古利斯（当时为萨根的妻子，名字写作Lynn Sagan）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提出有核细胞起源于细菌共生。但当时这是一个异端学说，她的论文投稿被拒绝发表，手稿在经历了15次被拒之后终于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上。她将论文扩展了一部书，并且与学术出版社（ Press）签了出版合同，但是交稿后，出版社默不做声，一直不给出版，最后将书稿退给了她。1970年此书《真核细胞的起源》（ of ）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马古利斯本人介绍，连续内共生理论包括４个主要步骤，经过多年努力、争取其中三个已经大获全胜，得到公认，部分内容已经写进了教科书。但对于第二步骤，人们仍然有不同的认识。

科学家早就发现细胞质中的细胞器线粒体和叶绿体有自己独立的DNA，不同于细胞核中的DNA。这一事实暗示这些细胞器有另外的起源。

根据共生起源理论，细胞中的细胞器都起源于细菌。叶绿体与独立生存的会光合作用的藻青菌有亲缘关系，线粒体与独立生存的有氧呼吸细菌有亲缘关系。

在SET看来，生物进化的最主要过程是共生融合，而不是新达尔文主义声称的以基因中性突变加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普遍适用的缓慢渐变过程加上偶尔的快速变化。就进化过程的解释，SET理论背景下的进化论更强调合作、共生，而新达尔文主义更强调自私、斗争。

马古利斯明确地讽刺过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学说，“新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现代综合论'，是一个学派，从30年代开始，最初是在说英语国家的大学和学院里的生物学家中流行并持续至今。”（马古利斯，萨根,1999, p.343）“我认为，新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源于机械主义的生物学世界观，它们被作为真理信条来讲授，并且要求研究生和年轻的教员宣誓效忠。”（马古利斯，萨根1999，p.346）

马古利斯比科学哲学家更卖力地挖掘出一位曾被埋没的伟大科学哲学家弗莱克（）的理论，用来分析新达尔文主义流行的原因：“为什么新达尔文主义社会团体的成员主导着美国和其它说英语国家学术机构中的生物学科学活动呢？也许有许多原因，但根据弗莱克的观点，原因是新达尔文主义的机械论的、非自创生的世界观与我们主导文明的主要神话是完全一致的。”（马古利斯, 萨根1999，p.353）我们的文明的神话是什么？相信还原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以及人类是最优秀的。

共生理论和内共生起源理论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否定了残酷生存斗争现象的普遍存在性，而在于正面肯定了合作、共生是真实存在的，也是常态，甚至在生命进化的历程中可能起更大的作用。我们反对把一切还原为斗争，也不支持把一切都还原为合作。两个方面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讨论生物进化，必须先假定生态系统是存在的、没有被斗争过程完全破坏。

著名地质学家许靖华先生曾评论说：“《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有百余年是充满激烈斗争和忧患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许多极权主义的暴政。我深切地感到，愈是倡导优越性、愈是想估量他人的价值、愈是想使我们的目标尽善尽美，就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根据母亲的老式箴言，或者根据我们从地球生命史中学到的更古老的格言，我相信人类必须真诚相处，不要假装明了谁是适者，谁又不是适者。相反，我们倒应当对各种生命形式和滋养生命的各种方式采取兼容的态度。回顾长达数十亿年的生命演化史，我感慨万千。”（许靖华1997，pp.316～317）

许先生似乎对达尔文不满，其实主要是对达尔文理论的意识形态片面解释不满。如果不限定语境的话，“自然选择”4个字（英文是两个词组成的词组）可做N种解释，这是不是达尔文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呢？人类的一切恶行，是否都可以冠以“自然选择”而逃避道德谴责呢？ no. “自然选择”需要精确定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加以解释。否则，他人就不能指责许先生的如下说法：“作为科学家，我相信科学理论需要依据科学的资料及方法判断，我判断的结果发现天择说绝非科学，只不过是一种社会偏见，而且是非常邪恶的偏见。它已经严重地干扰了人类清醒地领悟生命历史的能力，也影响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许靖华1997，p.28）我并不认为许先生无知、一点也不了解达尔文进化论；有限的科学结论无限上升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原理，不讲条件地到处应用，本身就不符合自然科学的处事过程。试想一下，过去的一百多年，人类是否根据科学、根据某种想像的进化论（不管是谁的进化论，百姓通常把它理解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而心灰意冷地默认，强权即真理，落后就该挨打？并非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多数百姓天生喜爱残酷的生存斗争，而是某种在大众媒体传播的科学暗示了这一点，迫使人们接受这种强加的“必然性”。人们敢于怀疑科学吗？与公众相遇的是什么样的科学？专业学术杂志中的科学不会直接面对公众，必须是经某些人阐释的通俗的、简化后的科学才能进入公众视野。而这种科学天然具有“去与境化”的倾向，天然具有失真、误导的可能性，如果人们还持有唯科学主义的观念的话。达尔文是伟大的科学家，也算是不错的公民，但公众很少直接读他的著作，很少能够直接面对达尔文。

今天我们可以坦率地讲，大自然并不提供斗争常有理的“必然性”。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可能不同，动物进化可能与植物进化、细菌的进化不同。动物的行为本身也有多样性，蚂蚁的行为就不同于狮子的行为，人的行为也不同于它们两者。只要人类能够反思，人类就有希望，就会更理性地看待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处的地位。许先生对现有进化论所作批评的表述也许不是很准确的，但我能理解他的用意。有关这件事我曾当面长时间请教过许先生，谈了几个小时，2006年4月在北京大学地空学院的文化节中我还专门访谈过他。巧合的是，我们都非常赞赏马古利斯的伟大工作。他甚至说，在国内他经常提到马古利斯，但在场的听众似乎没人知道此人，“而你是第一个了解马古利斯的”。他还表示，非常愿意帮我们邀请马古利斯到北京大学来讲学。国内当然有不少人了解马古利斯，一些教科书中也写入了马氏的工作，引用她的论文在科学界也常见，也许只是恰好没有被许先生碰上吧。但国内学者基本是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了解她。跨学科理解她的工作的含义，现在显然没有做到。在哲学、伦理层面理解、阐述马古利斯的工作的意义，是现在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节选自：刘华杰，《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175页。），由公众号“科学的历程”授权“文化传统”发表，责任编辑陈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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