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学历对就业的意义：从火车厂到地铁，城市蓝领的变迁

高职学历对就业的意义：从火车厂到地铁，城市蓝领的变迁

“厂里的同事大多只有初中、中专学历，去读职业院校对你们来说有意义吗？”

访谈文字| 赵静宜

我对高职学生就业一直存在一些误解。

我在武汉的火车厂长大，在附小认识了厂里的子弟，毕业于武汉一所现已关闭的高中。我考入了湖北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学的是新闻传播专业，而我的同学大多去了另一所职业学校。那所学校承诺，三年后可以直接当地铁员工。我记得那一年也是武汉开通第一条地铁的一年。

昔日的火车厂如今已成为沿江商业区，拥有武汉最高的大楼。车间消失了，武汉的工人似乎也消失了。他们的后代成为城市新的蓝领，在越来越多的地铁、地下站台、调度室工作。有些人享受到了城市扩张的红利，成为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的站长。

2015年，我大专毕业，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成了公务员、律师、小城市的老师，也有人通过本科、研究生考研进入了楚天都市报、长江日报等媒体。

一般来说，初中考试是一道坎，中考不及格的就分流到技校或者中专；高考又是一道坎，本科不及格的就进专科或者高职。我那些高职同学，现在成了地铁里的蓝领，大学的白领，基本不会进工厂了。

这几个月，我在江苏常州、苏州采访了几家资深劳务中介，也和等待面试的年轻人聊了聊。在劳务中介宿舍里，床位挨着床，我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几年，也有职校生涌入工厂，成为两班倒的操作员。在职校，他们打扮时尚，熟悉智能手机和网络世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到工厂排队面试，或在车间里长时间机械地工作。

与我的高中同学相比，仅仅几年之后，两群人的生活经历和命运却截然不同。这是我在保罗·威利斯的著名社会学著作《学会工作》中从未见过的另一种生活。

冷锋：“高职和专科的学生有点夹在中间”

在苏州，我认识了一家劳务中介的负责人冷锋，这位资深劳务中介告诉我，2017年以后，职业院校的学生进工厂的人数越来越多。

除了线下门店、58同城发帖，冷锋还在快手上尝试直播招聘，5月份他做了一场长达7个小时的招聘直播，观看人数达159万，介绍的岗位全部是工厂相关。这场针对大学生的直播效果并不好，只收到90多份简历，应聘者全部是大专、中专生。

“来工厂面试的有20多个大中专的应届毕业生，第二天晚上我问还有没有招人，工厂说没有。我问能不能把面试条件放宽一点，只要专业对口就行，但还是很严格。”

今年，冷锋明显感觉到工厂的招工降温，“前三年，前两年疫情对用工没什么影响。”去年，冷锋所在的公司为工厂招了150多名高校毕业生，今年却只有30多人进厂。

“以前我们只在中专办招聘会，现在工厂要求招聘会必须到高职办。前些年，高职毕业的学生如果找到工作，有很大的几率进公司当白领，肯定比进电子厂有前途。以前如果你学历太高，工厂不会录用你。高职学生进工厂一般需要隐瞒学历，因为对方只想要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人。被录用后，到了生产线上工作，如果领导问有没有学历更高的，那你这时候把学历交出来，就不会有问题了，说不定还能当上组长、班长。”

目前看来，大专、大专学历的人，似乎不太适合进工厂。冷锋说，刚进工厂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对工厂有一定的排斥心理。但本科生就不一样，他们进工厂后，一般都能得到更好的职位。“我们去高校招人，效果比较好，尤其是211、985，大厂都会去那里招工程师。”

高职学生的尴尬处境或许与扩招有关。教育部官网显示，2021年高职院校招生规模为557万人，而十年前这个数字只有310万人。2019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规模扩招100万所高职院校，2020年又提出未来两年再扩招200万人。

另一位人力资源中介表示，工厂不愿意招大学毕业生，而是愿意招中专毕业生。这和岗位的供求关系有关：“毕竟工厂里的文职、管理岗位有限，而大学毕业生太多了。工厂更需要生产工人。即使有些岗位有知识门槛，但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中专、高中生就可以胜任。而且他们不像大学毕业生那样在乎工作环境和待遇。”

此外，高职学生对于工厂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来自沿海地区的学生进工厂的意愿低于来自内陆地区的学生。

几年前，冷锋在江苏高职院校尝试过招聘会，结果发现留校率很低。“我们招的孩子都不能吃苦，来的时候带三五千块零花钱，花完就回去了。来十个人，最后可能九个就走了。这个学校的学生大多是本地人，家庭条件还不错，不愿意让孩子进厂做生产型技术岗位。”

今年3月，冷锋在山西运城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一场春季招聘会，大部分学生选择去电子厂，可以选择“管理岗位”和“文员岗位”，但必须先在生产线上干一段时间，才能升职或调动。此次，有十几名学生被招聘到苏州。

杨莉：从生产线到办公室

22岁的杨莉毕业于山西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她通过一场冷清的校园招聘会，进入了苏州一家台资电脑厂。仅在苏州，这家企业就有5万多名产线工人。实习期间，杨莉被分配到制造部生产线，一台手机的组装要经过20多道工序。杨莉和同学们都是从普工做起：两班倒，早上8点下班，另一拨人来上班，每天至少在厂里呆12个小时。

“一道工序就是一条生产线，比如我负责装电池，我就一直在装电池；我装手机核心部件，我就一直在拧螺丝；那几个月，我负责检查、测试屏幕能不能点亮，如果屏幕亮了，那就换一个人继续检查声音。”

第一周，杨莉还不习惯上夜班，但很快就习惯了。她对这份工作没什么意见，甚至懒得抱怨。每天要站着工作10个半小时。下班后，她回到八人宿舍，宿舍条件和上学时没太大区别。

“没办法，工作和生活肯定不一样，既然出来上班，就得适应。夜班的工作氛围很好，比较自由，也不禁止员工说话，大家一起聊天，时间过得很快。”

我问杨莉：“你身边的同事大多只有初中、中专学历，你觉得读职校没意义吗？”她冷冷地回答：“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女生更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冷锋表示，在电子厂，职校毕业生其实有更多晋升机会。“一开始会到生产线上去锻炼，如果一直做普工，就没什么意义了。对企业来说，读了这么多年书的人，不能和初中文化的人放在同一条线上，这很不合理。虽然有些毕业生做的也是普工，但企业系统会记下这个人是后备干部。另一方面，职校生普遍对工厂比较反感，就算到工厂做文员，也觉得还是在工厂，不像他们期待的写字楼那么高档。”

今年6月，杨莉没有回学校参加毕业典礼。她告诉我，她的同学大多没有回去，而是让学校邮寄毕业证。她的专业是计算机专业，班上的同学男女各半，但很少接触编程相关的知识。课堂上，老师讲授的更多是Excel、Word、PPT等办公软件的使用。据她所知，找到工作的同学有的和她一样去了工厂，有的则选择做销售员。

今年5月，杨莉从产线质检员转行做办公室文员。她的生活没太大变化，依然住八人间宿舍，在车间上班，办公室离产线也很近。唯一不同的是，她不再机械地打开手机屏幕查看，而是坐下来在电脑前工作。在公司的办公制度里，她负责统计工人的加班时间，审核请假申请和调整。工作时间没变，两班倒，早上8点到晚上8点。“我的工作就是服务产线，工人没走，你还是要值班的，有时候出点小意外，比如有工人没打卡，你还要过去帮忙协调。”

收入没变，一样的基础工资，一样的小时工资。杨莉说，自己刚来厂里实习时，收入和正式员工一样，收入最高的一个月，拿到了近6000元，当月她只休息两天，每天都在加班。她帮我算了一下，当月基础工资2280元，其中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平均下来，小时工资13元。工作日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都是工人自愿加班的时间。杨莉说，按照劳动法，工厂工作日加班可以拿1.5倍工资，周末加班可以拿2倍工资。一般来说，工人每天在厂里呆的时间至少12个小时，除去休息和吃饭，有效工作时间只有10.5个小时。 这并不是该电子厂的特例，而是中国制造业的普遍规律。

我问杨莉：“你愿意加班吗？”她回答：“周末可以休息，也可以来上班，但只有来上班了才能加班。我们出来打工，肯定要加班。有的厂是计件工资，有的厂是计时工资，工作时间长了工资才能多，不加班一个月也就2000多元。”

“有些人有更大的目标，但我们只想过上安稳的生活。我目前没有什么大的理想和野心，只想现在过好日子。”杨莉并不介意在厂里升职慢，因为呆得越久，福利越好。“很多人觉得电子厂的工作枯燥无味，不自由。如果想要自由，可以出去送外卖，确实是自由，但也要考虑安全。各有利弊。”

张伟：一名职业院校学生的毕业与就业

张伟身高1.7米，体重140公斤，2月9日，他在常州一家工厂面试。面试官看了他一眼，将他手中的笔放在地上，问道：“你能蹲下来帮我把笔捡起来吗？”张伟照做了，并不觉得对方刁难。劳务中介的工作人员此前曾告诉他，公司会注重应聘者的外表和体格，比较挑剔。中介还表示，要端正对待面试官的态度，简历尽量写得工整些。

一般来说，工厂面试在求职者自我介绍完，讲完毕业的学校，工作经历，背完26个英文字母之后就结束了。面试官要求拿起笔，并不是故意刁难，也是一种考验。

张伟蹲下又站起，明显不像普通人那么灵活，他看出了面试官的犹豫，主动开口：“老师，给我一个机会吧，我千里迢迢从内蒙古过来，就是为了进这个厂。”

面试官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简历上做了个记号。当天，张伟就得知自己通过了面试，体检后就可以上班了。除了态度积极主动，也赶上了用工高峰期。农历新年过后，长三角、珠三角的制造业需要大量新增工人。

2019年从职业院校毕业的张伟，这几年经历了数次跳槽。他毕业于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他是通辽人，住在距离市区约一小时车程的一个蒙古族村落。张伟告诉我，他的高考成绩离本科线只差不到30分。高考前一个月，父母经营的超市遭遇火灾，富裕家庭遭遇变故。

“这件事情肯定会影响到我，以前的高考成绩应该可以让我考上大学，我是这一代人中的老大，家里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但是留级是没有意义的，上一所好一点的职业学校总比上二流大学好，本科的学费也很贵，还要多读一年，我觉得还是上一所职业学校比较好，这样我就能早点出人头地。”

学校的专业课要求学生掌握数控机床的技术，一年级是概念性知识，二年级则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张伟还记得，当时全班同学被分成几个小组完成毕业设计，他们小组设计了两条简单的流水线，用抓取装置把一个矿泉水瓶转移到另一条流水线上。这个毕业设计获得了全校三等奖。

“其实背后的原理我也不太懂，也没学好，毕竟高职不是本科，教不了太多。”张伟说，组长是班里成绩最好的，设计都是他完成的。班里大部分同学毕业后都留在了内蒙古，从事销售工作，不少人结婚生子。班里成绩最好的那个同学高考落榜后就没怎么联系我了。宿舍里成绩最好的室友，算是班里成绩最好的，在北京做房产中介。

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来说，校园生活非常短暂。2018年11月，张伟没有参加学校安排的实习。“实习就是去工厂打工，什么厂都有，帮工、搬水泥，一个月能挣2000多元，去实习的同学后来大多都走了。”

张伟认为，在职校学到的最重要的知识就是社交。在学校时，他是宿舍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宿舍巡查，检查大功率电器、饮酒等违禁事项。为此，他结识了各系学生会主席、社团组织者。这样的人脉让他受益匪浅。比如，新开的驾校会给他发工资，发广告传单；校外餐厅会请他介绍学生聚餐，给他回扣。“但后来我发现，离开学校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因为在学校认识很多人，所以才会有人来找你。”

毕业后，张伟换了几份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呼和浩特一家洗衣厂当司机，负责给几十家酒店送洗好的床上用品，并把需要洗的床上用品收回来。这份工作非常辛苦，干了一年多后，张伟因为预支的工资拖欠得太久，决定辞职。

辞职后，张伟回老家过年，恰逢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他和家人被困在村里近半年。2020年夏天回到呼和浩特，张伟当起了快递员。“当时几乎所有行业都停工了，只有快递还在做。”

这份辛苦只维持了半年多。2021年，他重返校园，用学生时代结交的人脉在学校超市开了一家水果摊。那几个月因为学校放假，生意还不错。“你不累，就守着摊位，一天忙三顿：午休、晚饭、晚自习下课。”

盘点之后，张伟发现自己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这9个月，扣除2万块钱的房租，他总共赚了4万多元。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了应酬上。在学校所在的大学城里，张伟有很多朋友，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他经常请他们吃饭。

张伟的父母一直劝他不要开水果店，与其天天跟人吃吃喝喝，还不如去江苏常州的工厂打工，至少能省点钱。3年前，张伟的父母经亲戚介绍，来到常州的光伏厂当计件工。张伟的弟弟才读完初中，也跟随父母来到常州打工。

张伟还记得，来常州那天，天下着大雪。当晚，他在看短视频，看到刘超仁的直播，赶紧报名了。张伟很庆幸，能在常州的工厂上班，不用留在学校卖水果了。如果还开水果店，生意肯定不好。因为疫情防控，学校迟迟不开学，学生们都上网课。

张伟也喜欢上夜班

按照劳务中介冷锋的定义，张伟属于技术工人。不过，现在制造业的技术工人，并不是工匠，而是操作、维护机器的人，就像便利店里的店员一样，按照SOP，简单操作机器。

“刚进来的时候，老员工会教你，这个工作确实要用到26个英文字母，你要知道哪些英文字母代表合，哪些字母代表上、下。”张伟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操作这些机器。车间里不需要专门的培训，新工人跟着老员工做一些辅助操作，15天后，需要考取上岗证。

张伟说，和他一起进公司的人，大学学历的没几个，初中、中专学历居多。“这份工作跟我的专业稍有关联，但就算没学过，也能上手，只是时间多了一个星期而已。”

张伟打算留在厂里。相比做洗衣店司机、快递员，他觉得在厂里工作并不累，只是更无聊。每月六七千元的工资让他很满意。5月份，他只休了两天假，法定节假日加薪三倍，拿到了8000多元。在江苏常州，他认识的人不多，可以省下不少钱去应酬。这种感觉让张伟很踏实。

深夜是张伟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他更喜欢上夜班，此时车间比较空闲，班组长也很少巡视。“上级领导只在白天工作，经常过来视察，上班不能带手机，比较无聊，但晚上可以聊天。”

上了一个月的夜班，张伟偶尔会觉得困，他会跟同事打个招呼，知道监控的盲区在哪里，于是就小憩一会儿。时间不长，一般不超过八分钟，一晚上最多睡一次。因为虽然没人看守，但机器不会停止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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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静懿现居武汉，关注事物的变化，也关注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的具体处境。

标题图片：温州一家服装厂。摄影：赵静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