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出版，多角度剖析伟大诗人陶渊明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出版，多角度剖析伟大诗人陶渊明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一书，由刘奕撰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22年1月发行，全书共391页，定价98元。陶渊明，这位在我国古代堪称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其名声早已无需过多赘述。即便是一个仅接受过最基本语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著名诗句，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典故，也大都能轻松地脱口而出。陶渊明身上所贴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淡自然”等标签，在多数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一个成为经典的作家往往难以避免地会受到后人的广泛和深入探讨，无论是千家对杜甫的研究，还是五百家对韩愈的注解，陶渊明同样如此。对陶渊明的探讨，前人的论述已经相当详尽：既涉及他的生平各个方面，诸如姓名、生卒年份、家世背景、人生经历、诗作年代、交往情形等；也对其思想根源进行剖析，诸如道家、儒家、佛家以及折中说等；至于对其文学风格的阐释，更是数不胜数。若将这三个主要领域进一步细分，其复杂性更是倍增，例如关于陶渊明的名、字问题，就存在至少十五种不同的观点。先唐时期的文献保存数量不多，历经千年，众多诗人在其基础上不断发表见解，因此，陶渊明的研究领域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框架，若要在此领域取得突破和创新，实非易事。

近年来，海外汉学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尤其是陶渊明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观察角度。部分汉学家提出，鉴于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存在不确定性，陶渊明的诗作被推崇为经典的过程可能受到了人为的干预，而且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崇高品格也引发了人们的质疑。这一颇具冲击力的观点，促使我国大陆学者深入反思：陶渊明以及其他经典作家是否真的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文学文本所展现的作者形象，又是否能与自我人格高度统一？

刘奕的新作《诚与真：陶渊明考论》对陶渊明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该书的标题源自美国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著作《诚与真》（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而特里林在1970年担任哈佛大学诺顿诗歌教授期间，曾就“诚与真”这一主题发表了六次演讲，其内容涉及“公开表达的情感与真实情感之间是否一致”的问题。尽管距离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已有长达一千六百年的时间跨度，然而，“真诚”与“真挚”这一议题依旧将我们与陶渊明紧密相连。

《诚与真：陶渊明考论》这部著作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包含两章内容。首先，上编聚焦于“历史世界”，对陶渊明的生平经历和作品文本进行了深入研究；接着，中编转向“精神天地”，对陶渊明的人生思考和真诚度进行了详细分析；最后，下编深入“文学风貌”，细致解读陶诗文本，从主题、风格、修辞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位杰出作家风格形成的缘由。姚鼐曾指出，学问之根本包括义理、考证与文章三个方面，而本书将这三部分内容融汇贯通，或许正是蕴含了这样的深刻含义。

首章“生平六考”对陶渊明的生平六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究。这些考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充分可靠，不仅对传统观点进行了深化和补充，还通过整合史料揭示了若干新的见解。邓广铭先生曾言，官职、地理、年代学、目录学是历史研究的四大关键工具。在将有限的中古历史资料串联起来，挖掘出新的证据的过程中，这四大工具无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在“门第考”和“初仕考”这两部分内容中，作者起初通过研究中古时期盛行的谱牒学，对《宋书》中有关陶渊明家族历史的记载来源及其真实性进行了确认，随后对晋宋时期的官职体系进行了梳理，推断出陶渊明并非像以往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出身贫寒，依据九品中正制，他实际上是地方上的豪门之后，因此他的早期官职是江州祭酒从事史，这一职位并不低微，大约相当于六品，而且按照常理，陶渊明的官职应当会不断晋升。这项看似微不足道的考证实际上消除了部分研究者关于陶渊明因未能担任高官而被迫隐退的误解。“辞官考”部分，通过分析职官制度，并与“初仕考”部分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陶渊明从入仕到最终辞官的全过程历史背景。在“镇军参军考”这一章节里，作者先是提出陶渊明曾为刘裕出仕的观点与他的诗作存在冲突，接着又将这一观点与现有的史料进行了对比，揭示出许多不相符的地方。在此过程中，作者依据诗题中提到的“曲阿”这一具体的地名线索，并结合可能的时间线索，推断陶渊明担任镇军参军时的工作地点很可能是在会稽。作者进一步揭示，在晋宋更迭之时，担任会稽内史并加封镇军参军头衔成为了一种常规做法。沿着这一线索追踪，并参照《法苑珠林》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得以知晓，陶渊明曾为之效力的“镇军参军”一职，其人选便是那位在史书中未曾留下姓名的谢輶。由此，陶渊明生平投身官场的经历得以清晰呈现，而学术界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的陶渊明与刘氏家族的关系问题，也因此失去了讨论的必要性。

在历史与文学的研究领域里，考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一些细微之处的考证，往往能在根本层面上促进重大问题的确立。这不仅仅体现在首章《生平六考》中，次章《作品六考》亦是如此，特别是其中的第一节《“见南山”与“望南山”考论》。陶渊明的著名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中的“见”字有时也写作“望”。田晓菲在其著作《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提到，在苏轼提出“见南山”为陶渊明诗作原文之前，无论是最早的《文选》抄本，还是初唐时期的《艺文类聚》等文献，均未收录有将“见南山”作为陶渊明诗作原文的版本。基于此，田晓菲提出，以苏轼为首的宋代文人群体，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下，采纳了“见南山”这一理念，进而“创造”出一种更加“自然”的陶渊明形象。另外，范子烨通过引用唐代诗人对“望南山”诗句的模仿，来佐证“望”字在唐代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参见范子烨所著《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出版）。

这一“解构主义”观点在学术界犹如晴天霹雳，使得许多人心目中那个稳固的陶渊明形象似乎开始动摇。然而，作者在本节中明确指出，这种基于异文梳理的精巧论述，在文献学领域却存在不少缺陷。经过对版本进行详尽、精确、全面的整理和校对，作者发现，“见南山”这一说法在古代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唐代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众多唐代文人都有对“见南山”的引用和演绎，若要谈论“首创权”，苏轼并非唯一人选。事实显示，在陶渊明诗句的版本演变及传播历程中，“见”与“望”两字长期且持续地展开竞争，而“见”字最终脱颖而出，这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更与“见”字是否为后世所创无关。若以此推断陶渊明是宋人思想意识的产物，这样的结论似乎尚需进一步考究。作者不仅对田晓菲的“创新论”提出了质疑，而且以较为客观的视角，揭示了“悠然见南山”这一句在历史长河中的错综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字的定论，竟然关系到一位伟大诗人的真实身份。

在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真面目进行去伪存真分析之后，中编篇章转向了对陶渊明思想及品行的深入探讨。第三章中，作者详细梳理了从先秦到魏晋时期的思想发展历程，追溯了陶渊明思想的渊源，并指出他对“自然”与“真”的执着追求主要受到了郭象的影响。然而，陶渊明借助“诚之”这一途径，成功超越了郭象在理论上追求“求真”的理想境界，实现了文学与个人品格上的高度真实。这里的“诚”，正如《中庸》所述，是顺应天道的道德本性的充分体现，而“诚之”则是指为了达到这一境界所付出的努力。因此，重新审视本书的标题，我们便能察觉，“诚与真”并非仅仅是对于特里林词汇的简单引用，“诚以求真”，这一对陶渊明人生哲学的精辟概括，实际上才是该书名所蕴含的真正内涵。

第四章集中对陶渊明是否真诚进行了深入探讨。作者起初运用心理学手段展开分析，认为陶渊明具备明确且清晰的自我认知，其自我呈现贯穿整个生涯，真实且不做作。接着，作者反驳了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一文，就理论应用的适度性进行了讨论，并最终确认陶渊明的真诚是真实可信的。

陶渊明的研究并非单纯的文学探讨，而是与历史、思想等多个学术领域紧密相连。通过文本和生平的严谨考证，以及诗人思想与个人身份的深入梳理，我们得以对作品进行文学层面的解读，这样的解读或许能更贴近陶渊明的真实想法。本书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此类“前期工作”，实属必要之举。

第五章对陶渊明的诗作主题与艺术特色进行了探讨。作者用“边境”这一概念来总结陶诗的核心思想。与明确的边界不同，边境的模糊性蕴含了更多的独立与孤独情绪，这一点与陶渊明所追求的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颇为契合。作者基于钟嵘对陶渊明诗歌的评论“左思风力”，提炼出陶渊明及其诗作所具有的“介”与“拙”的独特品质，并且结合陶诗在用字、造句、布局等方面的特点，深入剖析了其中常被忽视的强大力量。同时，作者还认同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描绘是真挚而深刻的。在陶渊明的诗作中，作者对于描绘农耕劳作的情景，不仅借鉴了《齐民要术》、《四时纂要》以及《杂五行书》（此三部著作系《艺文类聚》所引用）等古籍中关于种植技术的描述，同时，他也参考了历史文献中对自然气象灾害的记载，并且还融入了现代社会中农事活动的实际经验作为补充。众多史料证实，陶渊明并非如某些人所想那般对农活一窍不通，亦非懒惰于田间劳作，恰恰相反，他对农业耕作有着深刻的了解，对各类农作物的种植技术都了如指掌。尽管后人对他的学问多有研习，但真正能够达到他高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或许就在于“亲身实践”这一方面。

陶渊明与王仲玉合著的《陶渊明像》第六章深入探讨了陶诗的修辞手法。许多人对于陶诗的修辞特点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他们以为陶诗缺乏修辞或是修辞运用较弱。然而，作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他坚信陶渊明堪称修辞艺术的巨匠。作者进一步阐明，这种误解源于将“修辞”与“修辞格”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修辞格”，亦称修辞手法，不过是修辞领域的一小部分，而修辞的范畴实际上要广泛得多。例如，“形容的尺度”这一章节中，探讨了陶诗在用字上的技巧，“句篇节奏”一节则分析了篇章中的修辞技巧，“主题风格”一节则是从修辞的角度来阐述陶诗独特风格的成因，这些内容都属于陶诗修辞研究的范畴。正因有了这一章节的深入分析，陶诗独有的修辞特点才得以充分展现。全书以研究陶渊明的诗作与《论语》之间的关联作为总结。这种关联的追溯可以回溯到清朝学者刘熙载，他在《艺概·诗概》（中华书局2019年出版的《艺概笺释》中）提到：“陶渊明的诗作，其核心思想主要源自《论语》。”随后的学者们也对这一观点有所讨论，他们普遍从典故和思想精神的角度深入挖掘陶诗与《论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在此处对二者进行了详略得当的处理，既突出了文学层面的诸多要素，如主题思想、表达技巧、创作技巧以及艺术风格等，又细致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以此作为全书总结的焦点。

尽管本书主要聚焦于对陶渊明的个人研究，然而，我们注意到作者常常利用这一研究课题来深入探讨一系列与学术研究方法紧密相关的重要议题。比如，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中，作者以辨别陶渊明作品真伪为案例，对古典研究领域中理论应用的适当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自新千年伊始，国内学术界广泛采纳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手段与观点。然而，如何实现借鉴而不简单复制，这始终是研究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宇文所安在《自我的完整映像——自传诗》一文中指出，陶渊明的诗作属于“自传诗”的范畴，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描绘自己，从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双重自我”的现象。这种带有伪装性质的“自传”最终塑造了陶渊明一个高度虚构的自我形象，与他的真实面貌存在较大差异。该文收录于《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宇文所安的见解极具创新性，其影响力亦不容小觑，以至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其观点予以收录。

本书作者认为，宇文所安教授的见解立足于一个理论假设，即所有自传性作品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双重自我”的现象。这一假设在二十世纪被广泛接受，但当将其置于中国古典诗文创作的特定环境中审视时，却不能简单套用，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陶渊明的诗作确实可被视作自传性质的诗篇，但其所展现的即时性特征，实则更接近于书信或日记。这种“个体诗史”的写作在唐宋时期之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非常成熟的写作模式，这显然与通过记忆的筛选和重新组合来构建个人历史的自传体作品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作者发现，宇文所安的见解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自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以及新批评派在诗歌领域的理论观点。作者细致地探究了上述两种理论的内涵及其应用范围，对它们是否适用于陶渊明的研究进行了严谨的对比。结果显示，理论的应用范围与研究对象所面临的语境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此外，书中还引用了特里林、埃德蒙·威尔逊等批评家对“真诚”这一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实际上是对二十世纪文学领域“真诚”议题的反思。然而，宇文所安并未对这一议题进行提及。作者对宇文所安对陶渊明诗作的错误解读进行了深入剖析，并最终确立了陶渊明“真诚”理念与人文精神相融合的结论。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者在审慎评估理论适用性时所采取的策略：首先提炼出理论的基本假设，接着探寻理论的起源，最后从批判的角度审视理论的不足之处。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何谓佳诗？”始终是探寻的终极课题，各人持有不同的评判尺度。若仅围绕这一标准进行探讨，往往容易陷入空泛无物的境地。然而，本书在最后两章中，通过对陶渊明诗歌技巧的剖析，切实地进入了古典诗歌的深处，将古人的评价与现代的细致解读方法相融合，巧妙地构建起一套切实可行的批评体系。换句话说，要阐明陶渊明的诗作之所以卓越非凡，也就是要阐释那些构成杰出诗歌的评判准则。

第五章的“陶诗的力量”一节，不仅深入阐述了陶诗的力量所在，还巧妙地融入了对高深诗法的讨论，其论述尤为引人入胜。向来以“平淡自然”著称的陶诗，为何能被钟嵘赞誉具有“左思风力”？前辈学者如游国恩、王叔岷等人，也曾在题材相近、语言激昂等方面提出过陶诗源自左思的看法。作者从这一角度出发，提出陶渊明的诗作对左思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外在形式上，更在于《咏史》一诗的创作手法上；左思诗中的豪迈英雄气质，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同样可见。陶渊明在人格上的独立不羁和作品风格中的刚劲清新，正是塑造“左思风力”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基于此，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陶渊明的人格特质与他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特别指出“介”与“拙”这两个字，认为它们在陶渊明的人格和诗作中蕴含着核心价值。就陶渊明而言，与人交往不和谐被称作“介”，顺应自然、顺从本心则被视为“拙”；至于他的诗歌，诗意的起伏变化被视作“介”，而用词造句的朴实无华则被称作“拙”。

作者对陶渊明的诗歌力量进行了深入剖析，特别关注其诗歌技巧。以“在”字为例，详细解读了陶渊明运用文字的技巧。“在”字句是汉语中最基础、最贴近日常口语的句型，然而诗人在创作时通常都会避开使用“在”字。但经过作者的细致统计，陶渊明流传至今的诗歌虽不过百篇，却出现了大约五十处使用“在”字的情况。这种看似笨拙的写作手法，在古今诗坛上似乎唯有陶渊明一人独树一帜。然而这种看似朴实的文字，却蕴藏着深厚、丰富的内涵。作者以“夷叔在西山”与“青松在东园”两句为例，既从文字学研究的视角，又从诗歌艺术表现力的层面，剖析了陶渊明如何在看似通俗的诗句中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诗意层次。作者亦观察到，对“在”字的运用，被三百年后的杜甫所承袭，诸如“云在意俱迟”“落日在帘钩”等诗句，其巧思与朴拙相得益彰，实为“思如陶谢手”的最佳写照。而在陶渊明的诗作中，诸如“交”“怀”“良”“奇”等字眼，看似寻常，却在他的笔下展现出独特的韵味，蕴含着无穷的力量。作者还强调，陶渊明的诗句和篇章布局的巧妙构建同样不容忽视，正是这种布局的巧妙安排，让朴实的文字和句子变得生动鲜活。人格特质激发出独特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进一步彰显了人格特点，同时“介”与“拙”两种元素相互激发、相互融合，陶渊明作品中人文精神的高度统一性构成了其诗歌力量的源泉。此外，陶渊明构建诗意的高超技巧，也是陶诗成为经典之作的结构性关键。

第六章深入到修辞学的领域，对陶渊明的诗作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剖析。特别是在第二节“形容的尺度”中，作者指出，陶渊明的诗歌虽然质朴却富有文采，看似清瘦实则丰腴，其描绘的关键在于精确与适度。这一观点得到了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中的呼应。卡尔维诺在该书中提出了“轻”这一概念，并强调自己致力于减轻故事结构的负担以及语言的重量。卡尔维诺笔下的“轻盈”并非指写作上的模糊不清或任意发挥，而是与精确和坚定相伴随，并针对生存的沉重进行回应。陶渊明的诗作亦然。作者通过多个例证，比如“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草盛豆苗稀”，以及《移居》（其一）、《拟古》（其五）等篇章，展现了陶诗用词的精准与适宜，每一个字都显得不可或缺。在前面所提及的“陶诗的力量”中，作者同样着重讨论了诗歌在描绘事物时的精确性和适宜度。

在第三节“句篇节奏”中，作者揭示了一个发现，那就是陶渊明的诗作情感节奏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平和与淡泊，实则情绪起伏跌宕，交织着转折、延宕与跳跃。钟嵘曾评价陶诗“协左思风力”，此言非虚。而陶诗中的这种句篇节奏，也被杜甫所继承，后世对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推崇备至，实则与陶诗有着深厚的渊源，如同同根同源的枝叶。对陶、杜两位伟大诗人的多次勾连，也足见作者的诗学眼光。

最终，我们见证了作者总结出的“佳作”的几个核心要素：人格与文本的和谐统一，用词的恰当与精确，节奏的抑扬顿挫，以及丰富的转折、延续与跳跃。这些准则不仅是卓越诗歌的表面特征，也体现了诗人在创作诗句时内心深处“真诚与真挚”的必然流露。由此观之，伟大的诗人必然是经得起考验的，而经典之作与真诚人格的融合亦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在目前的陶渊明研究范畴中，这部著作无疑是走在最前沿的。它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科学严谨，治学态度一丝不苟，学术视野宽广无垠，从而赋予了这部专著极高的学术和阅读双重价值。尽管这是一部针对专业领域的学术著作，然而在通览全书之后，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作者在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深刻寓意。

第四章第二节里，作者探讨了宇文所安的理论根基，指出其源自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以及新批评派的思想。接着，作者引用了莱昂内尔·特里林和埃德蒙·威尔逊对这两种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中期，新批评派崭露头角，采用一种将人与文分离的方法来剖析文学作品。随后，自六七十年代起，欧洲兴起的解构主义思想逐渐传入美国，这进一步激发了美国学术界对经典的反叛和解构研究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汉学研究也显现出类似的特点。不容置疑，新批评派和解构主义在文学文本的阐释上确实拥有其合理性与实效性，但本书却阐明，陶渊明的人格与其诗作是紧密相连的，诗中的真挚与诚恳亦难以被轻易消解。深入探究，究竟何种力量，让陶渊明在千余年后仍能抵挡住批评家的解构？特里林在《诚与真》一书中指出：“正因其真实，故而真诚。”他还援引了康拉德作品中马洛的话语：“通过坚韧不拔、保持尊严地投身于生活，工作是实现伟大的途径……它是让人变得强健、值得自我尊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可靠途径。”在这里，“工作”对陶渊明而言，指的是辛勤的劳作。陶渊明内心深处追求真诚，因此他亲身参与劳动是真，描写农事是真，用词表达也是真，他展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格，进行的是一种真实的书写，生活的是一个充满力量的生命，这样的存在又怎能轻易被摧毁呢？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世界的祛魅”这一著名观点。自进入现代以来，世界逐渐被理性所主宰。尽管人类在科学和理性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在现代性的“晨曦”之中，人类的精神却遭遇了困境。古典时代所追求的真善美之统一性已被破坏。这一现象也揭示了为何自二十世纪中期起，众多评论家对古典诗人的真诚内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我们实际上无需对那些持有质疑态度的评论家过于严苛，他们不过是徘徊在“荒原”之上，做着“无潮汐之梦”。陶渊明的价值在于，向“荒原”中的当代人传递一个信息：真诚确实存在。正如作者在书中对特里林观点的评论中所言：“若一个人自幼便被告知真诚不存在，那么他的一生都将难以再对他人产生信任。”而《咏贫士》其二中有云：“如何抚慰我心，唯有依赖古时众多贤人。””陶渊明如是，今人亦不妨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