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解析陶渊明，还原其真实面貌？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解析陶渊明，还原其真实面貌？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的鼻祖。尽管昭明太子萧统曾为他编纂了一部较为完备的文集，但关于他生平的资料却相当稀少。关于陶渊明的出生与逝世、出仕与隐居等细节，社会上存在诸多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干扰了对陶渊明诗作和文章的准确理解。特别是，为何陶渊明会屡次出仕、又为何迟迟不归？他对东晋被刘宋所取代这一历史变迁持何种立场？以偏见的眼光审视陶渊明的诗作与文章，常会导致对其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的误解，进而产生歧义。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 顾农 著 中华书局

顾农先生的最新著作《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以下简称《归去来》），堪称近年来研究陶渊明的杰出成果。作者巧妙地将传记、诗文和思想分析融为一体，旨在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揭示陶渊明真实的面貌。

本书引用了鲁迅先生对魏晋风度的研究观点：“若换一种视角去探究，或许能塑造出一个与以往看法迥异的形象。”以此标准审视本书，可见作者对文学与历史资料进行了全面掌握，对陶渊明的全部诗文进行了细致分析，继而又通过严谨的考证与阐释，揭示了一个与旧说相异的、真实的陶渊明形象。

关于《归去来》这部作品的组成，它被划分为上、下两卷，并附有五篇附录。个人认为，该书的精髓集中在上卷《陶渊明的人生》中，这部分内容详尽地描绘了陶渊明屡次出仕与归隐的真实经历，作者的主要观点也基本蕴含其中，这部分内容甚至可以独立成书。下卷《陶渊明的诗文与思想》则是对上卷内容进行了补充，它从陶诗、陶文以及小说创作、家庭教育等多个角度，对陶渊明及其作品的多元面貌进行了详尽阐述，使得对这位文学巨匠的认识更加丰富和立体。此外，下卷还包含了《陶渊明的思想与艺术》和《陶诗陶文选析》两章，这两章内容可以视作本书的第三部分。前者对陶渊明的人生观进行了探讨，同时阐述了他在艺术上如何复古创新；后者则包含31篇短文，对陶渊明的诗歌和文章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鉴赏，基本上涵盖了陶渊明所有重要的作品，并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若再补充一些关于诗文创作技巧的内容，这些内容也可独立成书。因此，《归去来》这部著作，汇聚了顾先生对陶渊明生平、思想、艺术成就以及作品内涵的深入研究与鉴赏，堪称传记、思想艺术探讨与作品分析三位一体的精髓所在。

《陶渊明集》十卷南宋递修本

为了深入了解陶渊明的真实人生轨迹，本书选取了四位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详细阐述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梳理完这一关系网络后，陶渊明可能做出的选择便变得清晰可见。其曾祖父，寻阳陶氏的迁始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被封为长沙公。他自低微的小官起步，最终攀升至“都督八州，居上游，握强兵”的显赫权臣之位。然而，他内心暗生不臣之心，只是因年事已高，才功成身退。随着陶氏家族的逐渐衰落，陶渊明的叔叔陶夔曾官至尚书，正是这位叔叔推荐他担任了彭泽令。陶家，与琅琊王氏和江州桓氏并无二致，往昔均为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他们对东晋王室之忠诚度亦难以保证。再者，外祖父孟嘉，曾是陶侃之婿，与陶家关系亲近，曾先后效力于庾亮、庾翼，以及桓温，陶渊明初次步入仕途便与他有所关联。此外，还有桓玄。江州桓氏的桓温，作为孟嘉的雇主，陶渊明对他怀有深厚的敬意。桓温的侄子桓玄，曾是陶渊明长期供职的官府主人。值得关注的是，当桓玄取代东晋，一度建立“楚”政权，并将晋安帝司马德宗安置在寻阳之时，正值陶渊明因母丧归乡守孝，他对这一事件并未发表任何评论，从情感上明显偏向桓玄。至于刘敬宣，他的父亲是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刘牢之，后来在击败桓玄的过程中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而刘裕也曾是刘敬宣的部属。陶渊明先是在刘裕的幕府中短暂地担任了参军，随后转至刘敬宣的麾下继续这一职务，且任职时间相对较长。实际上，刘牢之、刘敬宣以及刘裕这三位权臣，他们的目标与桓玄并无二致，晋安帝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操控的棋子。至于陶渊明在这些权臣手下多次出仕，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生计。东晋王朝，其根基实乃由士族阶层所扶持而成，先是“王与马共治天下”，继而陶侃、桓温、桓玄以及刘牢之、刘裕等辈相继崛起，此等情形与一国之君的形象相去甚远，又何来忠诚与激愤之由呢？

此外，陶渊明隐居之后，先后两次受到朝廷的征召，因而被尊称为“征士”。第一次是在东晋末年的义熙年间，第二次则是在刘宋王朝的元嘉四年。据萧统在《陶渊明传》中记载，陶渊明本打算接受朝廷的征召，然而不幸的是，他不久便去世了，因此未能应召。本书对后续招聘过程的深入剖析，无疑进一步揭示了“忠愤论”的荒谬之处。

细读陶渊明的诗文，更能揭示其性格对人生抉择的影响。在《归园田居》中，“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一句，在众多宋版《陶集》中均为“一去三十年”。经过考究，发现陶渊明大约20岁时首次出仕，供职于江州刺史桓伊麾下，主要负责在外执行公务，此职务相对较为自由。而后来担任江州祭酒则较为拘束，任职时间也因此较短。陶渊明，字元亮，性喜田园山水，不适应在官府中俯首称臣，迎合上司，他担任参军一职的时间较长，且因职责需要，经常外出，相对而言较为自在。相较之下，彭泽县令的经历则有所不同，他不仅要面对上司的监督，还要应对督邮的巡查，因此在任职80余天后便辞官归隐。他在诗中感慨道：“这次离去的原因是什么，似乎是被饥饿所迫。”由于出身贫寒，他不得不频繁地担任“代耕”一职，然而他一生的志向并不在此，其生活方式也无法与之相容。“天性纯真”，在无奈中他徘徊于出仕与归隐之间，恰好陷入了一个螺旋式的怪圈。

正如《归去来兮辞》所述，程家妹妹在武昌的离世以及应束带拜见督邮的经历，是促使陶渊明决然隐退的两个直接动因。然而，其根本原因还是他对官场的长期厌倦，以及拥有足以养家糊口的资本。另一种说法是他预见到朝代更迭，因而选择逃离。考虑到东晋长期以来的动荡，即便更换朝代，对陶渊明这样只求“代耕”的出仕之人也无甚影响，何况他对晋朝并无特别的好感。本书特别强调，陶渊明最终选择退隐，实则依旧选择“结庐在人境”，其隐居之途与那些与他交往密切、内心复杂的“寻阳三隐”等人截然不同。他的隐居并非逃离尘世，而是选择回归田园；并非遁入宗教，而是尊崇儒家思想。因此，他的诗中才有“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的句子。他过着士人与农夫相结合的普通生活，无需像嵇康、阮籍那样紧闭口舌，闭口不言。他能够随意谈论农事、创作诗歌，亦能从事农耕、研读诗书、畅饮美酒、结交朋友。一旦摆脱了繁重的官场束缚，便能维持心灵的平和与自在。

陶渊明的诗作中，常常出现看似相悖的观点，他曾劝诫世人：“青春年华难以再来，每一天的清晨也是独一无二的。应当把握时机，努力奋斗，因为时光不会等待任何人。”而他又会给予人们慰藉：“亲人或许还在悲伤，但他人已经放声歌唱。死后又能说些什么呢？不过是将身体寄托于山川之间。”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陶渊明这位人间真实的存在，他种豆便种豆，饮酒便饮酒，堪称人间的隐士。他不为官场的是非纷争所扰心，因此摒弃了北宋时期崭露头角、明清时期学者过度解读的“忠愤说”等误解，更贴近于日常生活，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只有以平等的眼光审视，方能洞察陶渊明这位伟大诗人之真容，他既对生活充满热爱，又对死亡毫无畏惧；他除了对生活本身、对内心深处的忠诚之外，别无他念，因此也未曾有过丝毫的悲愤之情；他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接地气的隐士，同时也是最为真挚、最为纯洁的隐士。

本书不仅深入剖析了“忠愤说”，并以平等视角审视了陶渊明的诗歌创作及其人生经历，而且还对众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还原。例如，对《述酒》一诗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并为其正名；又如，针对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总目》中认定的伪作《五孝传》、《四八目》以及《搜神后记》进行了辨析，尤其是对《搜神后记》，本书从其收录的多篇小说出发，揭示了其与《桃花源记》之间的紧密联系。陶渊明向来对神秘的山洞传说情有独钟，这一喜好与他追求隐居的性情相契合。因此，作为一位小说创作者的陶渊明，显得更加迷人且全面。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