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北京废城：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的兴衰与未来

探秘北京废城：东小口废品回收集散地的兴衰与未来

封面故事

▲别小看“废城”的购买力，宝马、奥迪随处可见，商家甚至还建有车库。

▲女性的工作比较轻松，主要负责分类

虽然身家百万，但老万不敢轻易动用积蓄，至今仍住在废品回收站里。记者 付鼎 摄

这个地方叫“东小口废品回收配送中心”，但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信息中，虽然位于昌平区东小口村，但却以自己的方式围绕着这个村庄。

这里没有准确的名字，但看起来就像是天通苑西侧的一座奇妙的城市。一个更简单的名字流传开来：废城。

“废品”两个字听上去死气沉沉，实则不然，这里占据了北京废品回收市场一半的份额，养活了3万多从业人员，激活了一条经济产业链。

随着东小口村的拆迁，这里将彻底成为历史，那些用易拉罐、塑料瓶、碎玻璃堆砌起来的废弃城墙也将消失。

在这座废弃城市的最后几天，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城里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经历了哪些悲欢离合？这座城市的未来又将如何？

记忆永远不会被忘记，只是被润色了而已。

文/记者 袁文 徐超 蒋桂佳

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立塘路是一条分隔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东区繁华，有北京最大的社区天通苑，30多万新老北京人在此悠闲生活。

西侧是北京最大的垃圾调运中心，堪称一座“垃圾城”。

560英亩的土地上，有900多个废品回收站，曾经有3万多人在这里谋生。

每天，北京一半的“制造”出来的旧木头、废铁、废塑料、废纸都被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废品村，再经过简单的加工之后，流向唐山、保定、邯郸、杭州甚至广州。

两个世界已经和平“共处”9年多，即将面临“分离”。

东小口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废村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那些拥有千万元却依然衣衫褴褛的“穷光蛋”富豪们，大多选择创业，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北京六环外地区。

废弃城市印象

这里有堆积如山的废弃物，你能想到的一切这里都有。

从立塘路往东走，乘公交车大约两个站就到东小口村。

村子已经开始拆迁，进村的路很堵，不时有满载碎石的大卡车缓缓驶出，路边立起一人多高的护栏，下一个拆迁目标将是废城，镇政府表示，今年上半年肯定能拆完。

“垃圾山”、“垃圾包围的城市”大概是每一个来到垃圾村的人脑中首先想到的词语。

两层楼高的废纸堆、拧成规则方块的废铁、用绳子串起来的塑料瓶、刚拆开的家用电器，一切你能想象到的垃圾，都能在这里找到……

各种颜色的狗在院落里四处闲逛，商贩们租住的低矮平房完全“淹没”在“山”里，妇女们站在小“山”里干着自己的活儿，落日的余晖在她们身上投下一道道影子，将她们的身影拉长成一条长条。

女人的工作主要是分拣，出去联系客户，装卸货物都是男人的工作，很多小孩子没有上幼儿园，就在村里玩，懂事一些的就加入到工作中，跟着大人做分拣。

配送中心门口，总有一群装卸工在等着干活。只要有卡车进出，他们就会赶过来帮忙装卸。闲暇之余，这些人就聚在一起抽烟聊天。

路边停放着十余辆大货车，天黑后，它们会装满垃圾，发往保定、廊坊、邯郸，甚至杭州、广州等地，让垃圾在那里获得新的生命。

废弃城市：前世

9年前，大坑鱼塘回收公司聚集在这里

2003年，是这座废城诞生的一年，在这之前，东小口和北京其他农村没太大区别。

今年北京城市建设加速，原本集中在四环外的废品回收站开始陆续迁出，东小口村的大片沙坑、鱼塘土地被一家废品回收公司看中。

这块地距离居民区较远，收垃圾也不会影响村民的生活，于是公司很快就和村委会签订了租赁合同，租下了几十亩土地。

此后，东小口信发废旧物资回收中心、北京中海融通物资回收中心等一批大型废品回收企业相继落户东小口及周边村庄。

幼儿园、餐厅、诊所、便利店相继出现，九年多的时间，一座废弃的城市建成了。

“城里”形成了类似“农贸市场”的管理模式，回收公司和商户分工合作，回收公司出租摊位并负责管理，商户则利用公司的牌照进行废品回收、分类、销售。

弃城今生

北京随处可见奥迪和宝马

废品村主要由6个大型废品回收站组成，每个回收站都有几十到几百个商户，废品回收站还配有销售员、分拣员，负责对废品进行回收，作为“循环经济”的第一步，这些从业人员多达3万人。

经过近10年的发展，这个集散地的900多家商户承包了北京一半以上的废品回收业务，每年交易钢材3万吨、木材3万吨、塑料1万吨、废纸2万吨。

按照每辆卡车载重量20吨计算，这批废旧物品需要4500辆卡车来运输，一年的总交易额可达10亿元。

配送中心也造就了一批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在堆积如山的废品堆里，进进出出着奥迪、宝马、本田、丰田等名车。

一位“资深”废品回收商户说，虽然他们平时看上去寒酸，但有的人身份还是很高的，过年回家过节，家乡的县长都会亲自到县里迎接他们，他们还会为家乡修路架桥、办教育等捐款，经常能得到他们的捐款。

废弃城市现状

北京最大的垃圾收运中心

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小废品能和石油、房地产挂钩，别小看这座“废品城”，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晴雨表。东小口早已在国际上小有名气，甚至登上过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时代》杂志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废品买家感受到金融危机了》。

比如油价上涨，饮料瓶也不例外，现在很多衣服、家居用品都是通过石油间接加工而成，油价上涨必然导致纺织企业成本上升，纺织企业会寻求更便宜的原料，原料被打碎后，再经过20多道加工工序，变成柔软的纤维，可以用来填充毛绒玩具、衣服等。

随着油价上涨，南方一些纺织企业对塑料瓶的需求增加，其回收价格持续上涨。

宏观经济的这一变化，影响到了“废品大王”们的生意。商贩们以每个1分钱的价格收集饮料瓶，送到“废品城”后售价会变成13分钱，再运到其他地方，有些地区售价已经涨到17分钱。

● 废城纪事

“弃城”在其一生中经历了数次坎坷。

2008年下半年的损失就达数千万元。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连月萎缩，国内消费市场也低迷，废钢价格一天跌三倍。

大型回收公司堆积的数吨或数十吨废料，都成了“垃圾”，钢材回收商损失数十万至数百万元，饮料瓶回收商损失也达十几万元，经济中心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型垃圾场。

但也有过辉煌的转机。2009年至2010年，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出低谷，钢材、建材等各类材料需求猛增，废钢价格也随之上涨，达到每吨3400元，供不应求。熬过危机的废钢回收商纷纷反扑。

2011年，全国各大城市实施限购，东小口废钢回收市场的钢材价格随之下跌，目前每吨价格仅为2600元左右。

在立水桥的高楼大厦映衬下，一公里外的东小口村就显得“落后”许多。村里全是低矮的平房，屋顶都是石棉瓦，用柴火生火，很多人家用的家具都破旧不堪，走在村子里的人大多都满身灰尘，脏兮兮的。

尽管如此，当宝马、奥迪这样的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村道上时，却根本无法引起村民的注意。

因为，在这个不起眼的村子里，生活着一批靠回收废品发家致富的富翁，来自河南的老万就是其中之一。

进入行业

因为家里太穷，所以我到北京当搬运工。

今年46岁的老万是河南固始人，他的废木料回收站就在村子西南，从业21年的老万算是业内资深人士了。

记者见到老万的时候，他正在回收站忙碌，院子里堆满了几堆木头，老万和几名工人蹲在地上，从废木头里拔钉子。

他穿着一件看起来脏兮兮的破旧西装外套，抬头时，脸上布满了皱纹，在温暖的夕阳下，老万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今天外面没什么生意。”老万没有出去谈生意，而是穿上了工作服，和工人们一起干活。“白手起家的人，总是很忙的。”老万有些自嘲地说。

老万还清楚地记得刚来北京时所经历的艰辛。

上世纪80年代，老万在固始家乡极其贫困，眼看生活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便跟随老乡去北京打工，在三环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当上了装载机工。

当时老万虽然还年轻，但从早到晚在工地上干活，并不觉得累，每天能挣三块五毛钱。

老万说，自己一心想着打工赚钱，根本就不知道工地附近有没有好玩的地方，心里唯一的打算就是月底把攒下来的钱寄给老家的父母。

一次和村民吃饭的经历让他开始做废品生意

一次与老乡的吃饭，改变了老万的人生轨迹。

席间，有人提起一位固始老乡在北京收废品，一天能挣10元钱。“北京到处都是宝，垃圾堆里也能挖到宝。”这句话刻在了老万的心里。

很快，他就在工地结清了工资，从跳蚤市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做起了废品回收生意。

入行后，他发现北京收废品的人几乎都是他的老乡，有的还靠收废品成了百万富翁。

在那个年代，“万元户”对于城里人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称号，但在老万心里，“万元户”却成了他的目标。

夏天忍受着烈日炎炎，冬天忍受着刺骨的寒风，走在大街小巷里，听见巷口的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拿着东西出来卖东西，那是老万最幸福的时刻。

第一年，老万就挣了3000多元，这相当于当时3个普通建筑工人的年薪，老万兴奋不已，春节回老家，还带着妻子来北京，夫妻俩一起做起了废品回收。

开始

在市场租个摊位当老板

老万的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刚开始骑着自行车、三轮车在大街小巷转悠的时候，他的财物被抄了好几次，他自己也好几次被遣送回老家。

老万对此很坦然，“就当是回家探亲吧。”老万说，自己每次在老家呆几天，就坐火车回北京，探望那些梦想发财致富的亲戚朋友。

老万的“崛起”是在1997年，当时在北四环外的朝阳区洼里乡十四队修建了一个大型废品回收市场，这是当时北京第一家大型废品回收集散地。

老万得知消息后，立即卖掉自己的三轮车，在菜市场租了一个摊位，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废品回收站的老板。

上升

赶上拆迁热潮，业务扩张，腰包越来越鼓

但好景不长，2001年洼里乡拆迁，老万工作的废品市场也在拆迁范围内。

他随大流向北迁到五环外的立水桥，几年后，立水桥的市场也被拆毁。

2003年，几位废品回收行业的大老板把目光瞄准了东小口，这里距离北五环、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不远，交通便利，租金便宜。很快，他们就和村里签订了合同，通过土地租赁合同，租赁了东小口及周边几个村的空置土地，建成了京北最大的废品回收收集配送中心。

老万是最早搬进来的一批人之一，在市场里承包了三个摊位，做起了塑料瓶、木材等回收生意。由于租金低廉，客源稳定，老万的生意在过去几年间迅速扩展到东小口一万多平方米。在各个省市，老百姓的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做这个事情正好赶上好时机。”老万感慨道，2003年以来，北京城市发展很快，城市大规模拆迁建设，为废品回收行业创造了黄金时代。

他慷慨大方地安排线人

老万在北京有几百个“线人”，分散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有大搬家、拆迁或者其他大生意，他们都会向老万汇报，给线人红包时，老万从不吝啬，每次给的都是一两千，“这些都是赚钱的门路。”

东小口村的河南商人都有自己的赚钱之道，但这些都是商业秘密，就算喝醉了也不会说出来。

隔壁邻居垄断了一所大学的废品回收生意，经常以“零价格”收购各种废品，老万在网上查了好久也没搞清楚该如何操作，只能羡慕不已。

生活

我在回收站吃饭、居住，使用旧家具。

虽然很早就成为了百万富翁，但老万一家却十分“低调”。

和村里从事废品回收工作的同乡一样，老万一家三口吃住都在回收站里。两间总面积十多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双人床占据了大部分面积。彩色的被褥和装满杂物的纸箱。

大衣柜，茶几，长凳，床，家里的所有家具都是从回收站买来的，颜色各异。

和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老物件相比，更值钱的是一台电脑，这是老万为了了解市场行情，花450元买来的二手电脑。

生意不忙的时候，老万老婆就会在家里摆一张麻将桌，几个关系好的老乡聚在一起打麻将取乐。

老万对麻将不感兴趣，他更喜欢在网上玩斗地主，因为在这里他输的是“金豆”，是虚拟的，不花钱。

老万这几年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也不敢买房、吃大餐，经过几次生意的起起伏伏，老万觉得把钱握在手里更稳妥。

“只有享受不到的幸福，没有忍受不了的罪孽。”老万常说这句话，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刚开始收废品时，躲在桥下避雨的情景。

现在，他决心将数百万美元存入银行作为退休金，并且宁愿在日常生活中吃劣质食物、使用旧东西。

西装革履，开着车出去谈生意

每当家中受苦，需要出门谈生意的时候，老万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三菱轿车擦得锃亮，西装皮鞋也干干净净，大家都叫他“万老板”。

“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老万笑着说。

有一次，老万投标一个拆迁工程，他穿着破外套去投标，结果客户翻了个白眼，质问道：“底价五万，你出得起吗？”

老万把三菱车钥匙递过来，自信满满地说：“车子我给你留着，你付不起钱，我就给你。”最后老万顺利拿下拆迁项目，开始学着穿得像个商人。

老万也有时尚的一面，他利用自己的关系，让自己的公司名登上了搜索引擎的前两页。“现在上网真流行啊！”

苦恼

我女儿辍学了，感到很愧疚

但在女儿面前，老万只是一个愧疚的父亲。

这些年他忙于生意，无暇照顾女儿，没有父母的管教，女儿整天在外面玩耍，连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都没读完，拒绝上学。

“他们都是从我收废品开始的。”老万说，女儿小时候在老家读书成绩还不错，如果培养得当，将来说不定就能考上大学。

如今16岁的女儿整天呆在村里，无所事事。“你说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老万遇到熟人时常常会问这个问题，但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由记者江桂嘉、袁文撰写

“废品一代”靠这项生意发了大财，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继续在废品堆里淘金。虽然他们的孩子两三岁时就蹲在废品堆里整理塑料瓶，但到了六岁，大城市的孩子就背上书包，走进了农民工小学的大门……

随后，这些在废村长大的孩子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只身回到家乡读完高中、考入大学，走上了一条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这个寒假，回到东小口村陪伴父母的杨航（化名）对周围的环境颇感陌生，从农民工小学毕业后的他努力学习，考入辽宁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

如今，我儿时的伙伴们大多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出去打工了，随着拆迁的进行，最后的记忆也将消失。

敏感的童年

教室比家里明亮，公布成绩的时候最开心。

东小口村的孩子在村里几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校长和老师大多是河南人，对家长比较熟悉。

振华学校是杨航的母校，是一所由河南老乡创办的农民工子弟小学，从这所小学毕业后，杨航被送回河南老家读中学，但一到假期，他就会赶回学校找老朋友。

如今，振华学校周围，一片片小平房林立，路人只有看到路口的大招牌，才知道这里有一所学校。校长万俊杰回忆，2004年学校刚建校时，墙外有一块空地，视野很好。近年来，来村里做生意的村民越来越多，空地逐渐被私人盖房所吞噬。

上学时，杨航总是骄傲又快乐，虽然家里很早就买了车，但父亲却不愿意在北京买房，为了打理生意，一家人挤在两间低矮的平房里，只有凳子、台灯，都是父母从废铁里找来的。

杨航的卧室里，父亲给他买了一张小桌子当书桌用。杨航的住处常年阴暗潮湿，相比之下，教室就明亮多了，杨航是个好学生，照片经常出现在优等生榜上。

于是，每学期末，他都会目不转睛地盯着荣誉榜，关注着自己的照片何时贴出来。在荣誉榜公布之后，他总会特意从荣誉榜上多走过几次，每次都偷偷看几眼。

很少去市区玩，坐公交车就变得“敏感”

但校外生活有些故事他不愿意回忆，他很少去城里玩，一来父母没时间，二来怕被人瞧不起。

由于经常在垃圾堆里玩耍，村里的孩子身上总是有些脏。坐在公交车上，敏感的杨航能感受到“城里人”的不满。杨航会刻意避开。

因此，杨航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在天亮前把作业写完，然后村里就响起了小伙伴们喊玩的声音，十几个小孩在大街小巷里跑来跑去，一个坐在路边的老人喊道：“别往路边跑，有车！”

孤独的男孩

六年寄宿生活，独自面对高考

在振华学校，每学期都有孩子失踪，有的转回老家，有的辍学。

“我们一直没联系。”杨航眼中闪过一丝忧伤，村里的孩子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走了之后再见面恐怕很难。

杨航小学毕业时，家里对他去留发生了争执，父亲老杨建议他只要会读书识字算数，将来继承家族事业，在老家找个媳妇就行，但母亲不同意。

“我妈妈总是告诉我要努力学习。”村里的孩子经常被父母要求做一些简单的家务。这是一个延续至今的传统。许多两三岁的孩子在废品站附近徘徊。分瓶子。

但杨航却并没有干太多的工作，母亲总是叮嘱他，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进个办公室，干点轻松舒服的脑力劳动，这样老了就有保障了。

为了以后能更方便地参加高考，杨航只身回到了河南老家。

杨航中学时期在寄宿学校住了六年。他在家乡没有多少亲戚，大多在北京从事废品回收工作。一个人在学校里生活很不容易。有些顽皮的孩子会叫他“垃圾王”。虽然身在出生地，但他总有一种“飘”的感觉。千里之外的东小口，才是他的家。

自信青年

刚上大学六个月，我就与一家知名软件公司签约

大学时，杨航介绍父母的职业时，只说他们在北京做小生意，却只字未提东小口村和废品回收。

“没人会过问家庭详细情况。”杨航解释道，大学同学都是成年人了，聊天时不会提起家庭话题，所以没必要公开。

记者见到杨航时，他正在父母开的分拣站帮忙，几名新入职的分拣员请他这个“知识分子”帮忙办社保，杨航说，自己来就是为了照顾父母，但父母很忙，他就帮忙跑腿，假期里干得最多的就是这个。

杨航对废品回收生意不感兴趣，他的20多个合作伙伴没有一个留在村里继续父亲的生意。

虽然才上大学半年，但杨航凭借优异的成绩，已经和某知名软件集团签约，毕业后可以进入国企工作，有望留在北京，这也正是母亲对他的期望。

回到家乡

父亲开着车回去了，弟弟也变得越来越孤僻。

每次“回家”，杨航都能发现东小口村的变化。2008年的变化有目共睹，村里废品回收站多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少卖衣服的店铺、各种小超市，振华学校的教室也多了起来。老杨还买了一辆黑色的现代，出去谈生意的时候用。

弟弟杨楠（化名）因腿病在五年级时从振华学校辍学。哥哥不在家时，他就窝在家里，有时一整天都不说话，“表达能力不够好”，有时杨楠想说话又说不出来，脸经常会红红的，让哥哥很着急。

“没人陪他玩。”杨航叹了口气，以前他去哪儿都会带着弟弟，但现在，小伙伴们都长大了，离开了村子，父母又忙着做生意，也没时间照顾他。

实在无聊的时候，杨楠就慢慢地走出去，坐479路车，几站到立水桥下，在路边买点零食，就没法再往前走了。

很难找到童年的记忆，所以我不得不在城市里定居

这次回家，走在村子里，看到那些承载着他童年记忆的建筑在一点一点消失，杨航心里很是难过，仿佛失去了家一样，他一直记得，这里曾经有一家小店，小时候，他去买过一把玩具枪。这里有一块空地，老人们经常坐在那里晒太阳……

天气好的时候，他会带着弟弟在村里散步，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尚未拆迁的振华学校，看着孩子们嬉戏打闹，仿佛回到了从前。

然而，昔日的好友们早已散布四方，有的在其他城市工作，有的在家乡与父母生活，还有很多人不知所踪，“废一代”日渐老去，新一代则向往新生活。

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废品村的杨航计划，毕业后进公司工作，然后尝试自主创业，努力挣钱，在城市安家，有一个不需要频繁搬家的稳定的家。

随着东小口的消失，童年的记忆也将逐渐淡去，对于杨航来说，家乡已经成为了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补充说明

老校长的担忧

与Yang的忧郁症相比，Wan 在2004年更加担心。

Wan 告诉记者，这些孩子都在他们的家乡中表现出色。

但是，有更多的孩子选择辍学，有些孩子宁愿在餐馆里担任服务生，而不是在废料堆中谋生。

随着拆除的进展，他将有机会经营另一所学校，看着他的村民的孩子们每天长大？

本文由记者元文撰写

最初只有1,800人的村庄的人口比其自身的废物回收中心大十倍。

将来会发生什么？

废弃的城市困境

大火可能随时出现。

“不区分人和商品”是每个废物回收站中存在的问题，涉及的消防安全危害使镇政府的官员感到“无法入睡”。

据了解，废料回收站的所有者通常从乡村委员会出租土地，然后将其分包给商人进行运营。

商人在货码旁建造房屋。

“我们非常关注消防安全，在采访中，一些商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的“支持” - 每个废料回收站小屋旁边的两个生锈的灭火器。

对镇政府的困惑是，大多数废物收集和分销中心过去在110kV的高压电源线下建造，在某些情况下，废物收集站使用了起重机来移动废物，从而造成电力线连接事故。

废料回收站所有者说，几年前，他们筹集了超过200万元的元人民币，并将高压线条上方提高了10米以上。

他们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消防队来应对可能的火灾，在过去的几年中，没有发生大火。

然而，“大火”总是在2011年3月的所有企业的头上悬挂着一把剑。消防队及时到达，防止了重大灾难。

现在没有火灾危害吗？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消失。

如果火灾危害只是政府和企业的可能性，那么肮脏和混乱的环境的问题是企业和政府面临的挑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废物回收站的商人都有私人汽车。

商人经常传递的另一个细节是：在村庄里走一百米，擦脸，白色纸巾会变成灰色。

实际上，废物回收站中的土地非常昂贵，所有土地都被废物占据，因此没有自由的绿化和美化土地。

同时，这里的人们无意改善环境。

无论他们是老板还是装载机，只要它们在村，他们的衣服都被油染色，脸上被灰尘覆盖。

北部的一名学生Xu自愿在村庄的一所移民工人的学校教书，他称废物回收站为“垃圾场”。

不知道搬到哪里

从表面上看，商人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但是当记者与他们谈论拆除时，他们似乎对未来的变化感到兴奋。

实际上，拆除的消息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废物配送中心的人们仍然相对平静，但是每个企业都在寻找自己的出路。

一些商人悄悄地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开始在第六圈道路附近抓住土地，希望在拆除后在北京的废物回收市场中立足。

在废物回收市场之外，巨大的红色横幅上有“早期注册并受益于早期”，并在宽村路以北的大多数村庄的房屋都张贴了。

“北京每天都会产生这么多垃圾。没有废物收藏家，我们该怎么做？”

但是，他还认为，诸如废物回收配送中心之类的废物回收业务模型已经达到了“死胡同”，并且不可避免地会独自一人。

他正在与几家公司合作，以升级该行业，他多次访问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希望效仿发达国家的榜样，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循环经济园区，以整合分类和交易。

“钱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要获得政府的支持。

废弃的城市未来

拆除后，这个地方将被绿色

“拆除绝对是必要的。”

在今年的上半年，镇政府将重点解决废物收集和分销地点的问题，在废物收集和分销地点被拆除之后，剩余的土地将由地区政府统一计划，大部分土地将用于绿化。

至于放置废物回收工人，工作人员说尚无政策。

根据2000年至2010年的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地区的人口每年增加100,000，现在已经达到了166万以上，这对水资源和环境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压力。

地区政府将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低端行业，废物回收行业将不包括政府支持的行业。

商人仍然可以在这里生存

根据地区商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废物回收分配中心当时拥有自己的独特历史，因此这些废物回收站能够大量搬进这里并形成分配中心。

既然已成为一个城市建筑区，并且正面临着工业升级的问题，那么不可能继续允许在周围地区存在如此大的露天废物回收站。

实际上，废物回收配送中心的大多数业务都没有业务许可，也不合法。

消防，环境，运输，公共安全等在废物回收和配送中心引起的问题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地区政府将不会强行禁止该地区现有的废物回收公司，但将加强不符合要求的监督。

相关的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建立一种新型的零污染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废弃的希望之城

建设工业园的建议

根据著名的环保主义者和自然界的著名环境专家黄小子的研究报告，有三种主要的废物回收公司：国家拥有的回收公司，私人回收公司，综合企业是主要的私人企业。吸引约200,000至25万名员工。

由于各级别的政府尚未制定针对资源回收的法律和法规，因此，工业和商业，税收，环境保护和其他部门只有在运作时才能遵循规则。

大多数回收公司是资本投资不足的小型企业，无法引入高级和成熟的技术和设备。

中国人民政治咨询会议的国家委员会成员Wan Jie调查了黄小山和其他人的研究，并准备在下个月北京建立“北京 - 北部工业园区”的计划，以实现低排放的目标，甚至实现污染物的污染物和居民的零件。

根据黄小山的说法， 工业园的建设并不排除与Henan的废物回收部队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工业园区的具体计划仍在研究。

此版本的文章/记者江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