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镍镉电池回收 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天山新苑成缩影，妈妈和女儿的对话引关注

上海镍镉电池回收 上海推行垃圾分类新政，天山新苑成缩影，妈妈和女儿的对话引关注

“妈妈，湿巾是什么垃圾？”

“太浪费了！”

近几个月来，类似的对话经常发生在杨莉（化名）和她6岁的女儿之间。杨莉家住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新园。今年4月起，社区开始执行上海市最新的垃圾分类政策。居委会给每户发放了4个垃圾桶，“可回收物是蓝色桶，有害垃圾是红色桶，干垃圾是黑色桶，湿垃圾是棕色桶。”杨莉说。

在天山新苑，过去每隔两三栋楼前就会有一个垃圾桶，现在这些垃圾桶已被拆除，居民们需要把垃圾送到特定的处理点：西门、南门和垃圾处理中转站。

杨莉女儿就读的幼儿园也请来专家进行培训，女儿很快就成了垃圾分类的小“粉丝”，吃饭、散步时，总会缠着杨莉讲垃圾分类。

天山新园是上海垃圾分类新政的一个缩影。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举措”。上海市政府在一份发文中表示，将以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市场运作、城乡统筹、系统推进、循序渐进的上海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上海迅速掀起垃圾分类热潮。线下，全上海8000个生活垃圾“两网合一”服务点、170座转运站开始建设，约5800个居（村）委会开始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普及活动。线上，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搅动舆论场，有人赞同，有人质疑。但不管怎样，正如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月份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动员会上所说，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

杨莉家中的干垃圾桶和湿垃圾桶。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海没有理由不这么做”

上海长期受垃圾困扰。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后李长军曾在公众号“知识分子”撰文指出，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加，且由于近年来外卖、快递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人均产生量仍在快速增长，垃圾问题严峻。

具体在上海，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史吉平团队今年1月的调研结果，目前上海市生活垃圾日收集量在2.6万至2.7万吨左右。

因此，一直有“上海的垃圾15天可以堆起来建一座金茂大厦”的说法。

如此巨大的垃圾如果不进行分类处理，将严重污染人类的生存环境。以几乎家家户户使用的节能灯为例，一只普通的节能灯含有约0.5毫克的汞，如果渗入地下，可以污染180吨的水。汞还可以以水蒸气的形式进入大气，一旦空气中汞含量超标，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不仅仅是节能灯，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新版）》，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卷及废相纸、废日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镍镉电池、氧化汞电池等均属于危险废物。

不过，采访中，不少上海市民表示，此前自己家中的上述物品都是当做普通垃圾直接丢弃的。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市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10.44万吨，但综合利用量只有24.36万吨，只占五分之一左右。这无疑对环境构成了巨大威胁。

不仅如此，如果垃圾在源头不进行分类处理，将直接导致后端垃圾处理量居高不下，处理能力跟不上，甚至出现“垃圾围城”的情况。

此前，上海明显无力应对垃圾的后端处理，甚至将部分生活垃圾跨省倾倒。

2017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通报，上海市杨浦区绿化局口头约定无运输处置资质的个人运输处置生活垃圾，部分垃圾跨省倾倒；嘉定区安亭镇黄渡环卫所违法将生活垃圾及垃圾中转站管理委托给无资质人员，并允许其违法将垃圾运往外省处置。

如果在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可以大大缓解后端处理压力。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表决通过后曾表示，通过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可减少垃圾处理量35%以上，从而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填埋带来的空气、水污染，减少填埋场等垃圾处理设施的占地。

除了上述紧迫情况外，上海之所以能成为全国首批推行垃圾分类的城市之一，还因为它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

首先，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2014年，上海市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办法》，该规定中的“可回收物、危险垃圾、干垃圾、湿垃圾”的“四分类办法”在2014年首次固化。李长军在上述文章中表示，2014年，上海市已有少数小区开展垃圾分类，配备干、湿两类垃圾收运车辆进行分类收集处置。

第二是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黄毅到德国斯图加特做访问学者。刚到学校时，接待人员就给了她一本非常详细的垃圾分类手册，“告诉你什么样的垃圾要扔进什么颜色的垃圾袋里。”

黄毅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人说上海在学发达国家，但上海的经济也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注：国际组织确定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国家为初级发达国家，2018年上海人均GDP首次突破2万美元），因此“上海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垃圾分类应该在特大城市率先推行。”

“拆下枪管并对准目标”，并定期释放

杨莉所在的天山新园社区从4月份开始拆除居民楼前的垃圾桶，设置3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这在上海被称为“撤桶并点”。同时，垃圾投放点都有限定投放时间，居民只能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半到8点半这两个时间段投放垃圾，被称为“定时投放”。

和天山新园一样，上海不少小区都实行了拆除垃圾桶、设立统一垃圾投放点的做法。虹口区香港丽园业主许新平告诉新京报记者，从6月1日开始，物业公司把原来分布在各楼层的垃圾桶全部拆除，在小区设立三个统一的垃圾投放点。同时规定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晚上6点半到8点可以投放垃圾。

这给部分居民带来不便。在香港来园，一位姓叶的女士说，垃圾处理点离她家较远，要绕着小区走半圈才能到，“就像夜跑一样”。还有居民开玩笑说，下班后不能及时赶到垃圾处理点，“垃圾分类会成为上海企业推行‘996’制最大的障碍，加班后垃圾没地方放。”

在5月29日上海市政协组织的座谈会上，与会代表也提到了这一声音。一位政协委员说，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意味着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对很多居民来说，要有一个适应期，从不适应逐渐过渡到适应，最后形成习惯。

担任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7年的政协委员陆月星更是直言：“垃圾分类不是从便民开始的，而是从不便民开始的！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垃圾分类一开始是极其麻烦、不方便的，只有有了这种不便，才能养成针对性的意识和习惯。”

杨莉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该公司从2017年开始探索垃圾分类。在那之前，每个员工的办公桌旁边都有一个垃圾桶，大家都习惯把垃圾扔进去。垃圾分类之后，五六个员工共用两个大垃圾桶，一个装着黑色袋子装湿垃圾，另一个装着蓝色袋子装可回收垃圾。

“一开始大家肯定都觉得不自在”，杨莉告诉《新京报》，但公司会不时安排员工志愿者来监督。“如果你把垃圾扔得不对，你就会被列入‘黑名单’，被部门统计。名单最底下的老板还会点名批评你。”

经过两年的努力，杨莉和同事们对垃圾分类已经习以为常。在社区还没有开展垃圾分类之前，员工们甚至会把家里的废旧电池拿到公司处理。

上海环保工作者周春也有类似经历。周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去年年底，他们工作的某社区，居民最初并不配合，但志愿者值守一个月后，值班期间70%的居民都带着干湿两袋垃圾来倒垃圾，并主动卸袋，社区送往填埋场焚烧的垃圾量从每天45桶减少到28桶。

与此同时，人性化的探索也在进行中。上海市绿化局环卫管理处处长许志平此前表示，“撤垃圾桶”不能简单看成是把原来的各楼层垃圾桶拆除，或者撤掉分散的投放点，各方应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制定最合理的定时定点投放方案。

在长宁区，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的居民，以及上下班时间与开放时间不能协调的居民，绿化局在约定的时间段内，由志愿者上门进行分类收集服务，对不愿意配合的居民进行综合疏导。

一些社区也在尝试寻找平衡。上海一位垃圾回收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家在浦东新区，垃圾箱撤掉后，投放垃圾不方便。经过反复交涉，物业最终在每栋居民楼的楼道里放置了4个垃圾箱，居民可以直接把分类好的垃圾投入这4个垃圾箱。

在一位老上海人眼中，这些纠纷不过是上海人之间的“口水战”。“他们抱怨，但还是会把垃圾分类后再扔。上海人的契约意识很强，你告诉他们规矩，他们就会遵守。”

“垃圾分类仍处于普及推广阶段”

如何分类垃圾，成为不少上海人“挑战智商”的难题。

6月初的一天，在上海一家外企上班的袁洁，正准备把一根没吃完的冰棍连同包装扔进路边的垃圾桶。一位志愿者看到后，拦住了她，告诉她，她手里的垃圾一部分是干垃圾（包装袋），一部分是湿垃圾（冰棍），一部分是可回收垃圾（冰棍棍）。那一刻，袁洁心里想着：“我再也不会吃了。”

网上流传的一句笑话，反映出市民最初对垃圾分类的困惑，“猪吃的垃圾是湿垃圾，猪不吃的垃圾是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垃圾是有害垃圾，能换猪吃的垃圾是可回收垃圾。”

随后，上海市绿化局废品管理处在“垃圾去哪儿了？”微信公众号发布帖子，一一指出错误，并给出正确的分类方法。废品管理处提出了一个识别公式：“可回收物按材质记：玻璃、黄金、塑料、纸张、衣服；有害垃圾按公式记：药品（必须有）、石油（有）、电灯；湿垃圾按原则记：易腐烂、易粉碎；其余为干垃圾！”

另外还有一款微信小程序叫“垃圾分类助手”，输入生活垃圾种类，就能查到属于哪一类，比如输入“奶茶”，就会显示“珍珠为湿垃圾，奶茶杯、塑料盖为干垃圾”。

除了网络，新京报记者走访上海多个小区发现，街道、地铁口、社区墙面等处都张贴着不同类型的垃圾分类海报。

在漕宝路地铁站6号出口的楼道里，两侧墙壁上贴满了数十张海报，其中一张海报解释了为什么瓜子壳是湿垃圾，“不要因为瓜子壳是干的就当成干垃圾，要看它是否容易腐烂，能不能用来堆肥。”

上海地铁站内悬挂着垃圾分类宣传海报。新京报记者肖龙平摄

6月29日下午，杨浦区绿化局举办“分类是新时尚 千人公益步行”活动。活动现场，8名女孩边跳边唱改编自热门歌曲《卡路里》的垃圾分类歌曲“分类回收我无敌/来…来…来，干垃圾/饭盒胶带橡皮泥/陶瓷器皿废纸巾……”旁边，摆放着4种颜色的垃圾桶。有网友调侃，这简直就是“跳舞闻垃圾”。

杨浦区绿化局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日，上千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在商业区、高校、社区等百余处地点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和公益活动。

在6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绿化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6月中旬，全市共举办培训班1.3万余场，培训人数126万余人次，举办宣传活动1.4万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万份，完成入户宣传680多万户。

邓建平今年4月参加一档民生节目时表示，垃圾分类的规则和知识还处于普及推广阶段，并不要求居民分类百分百准确，应先养成良好的习惯，再逐步追求更精准的分类。

“这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

杨莉是垃圾分类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她也担心，“我们费尽心思分类出来的垃圾，会被垃圾车拉走吗？”

6月16日晚，新京报记者在普陀区普陀路(近江宁路)附近看到一辆“干垃圾车”，车内装载着干湿垃圾，垃圾箱房散发出一股腐烂的恶臭。

一位熟悉上海垃圾最终处理的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上海的最终处理能力还不能完全匹配，因此有些垃圾车会混入垃圾。

为改变这一现状，上海已投入约200亿元的《生活垃圾全流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大部分资金用于提升末端处置能力。其中，2018年新建、扩建5座湿垃圾处理设施，2019年上半年又有3座设施开工建设；干垃圾主要以焚烧处理为主，规划新建、扩建的7座干垃圾处理设施将在今年上半年全部开工建设。

新京报记者在长宁、静安区走访看到，垃圾运输方式与以往有所不同，长宁区的垃圾车将垃圾分装在四个垃圾桶内运输，静安区的干垃圾则先运至固废转运中心，再运至填埋场或焚烧厂处理。

干垃圾车驶入上海市静安区固体废物转运中心。新京报记者肖隆平摄

上海市绿化局局长邓建平介绍，截至今年5月，上海市已调配、涂装湿垃圾车908辆、干垃圾车3130辆、危险废物运输车35辆、可回收物运输车29辆。居民如发现收运社区垃圾的卡车混装，可拨打12345等电话投诉。

据媒体报道，7月1日，检查人员对静安区愚园路一家酒店进行检查，发现酒店垃圾混装，部分垃圾容器未标明垃圾种类，该酒店被下达《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首份《整改通知书》。

垃圾分类需要注意的细节很多。黄毅说，街道垃圾桶的大小、形状、摆放位置等都需要更好地规划设计。杨莉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他们社区里发放的垃圾桶和超市卖的垃圾袋不匹配，垃圾袋都太小了。

李长军还建议，社区要注重配置人性化设施，比如遮阳棚、灯光、洗脸盆、除袋器等，充分考虑居民的各种不便。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光靠市民对垃圾进行分类是不够的。”从2007年开始研究垃圾处理的黄毅对新京报记者说，从源头上减少垃圾产生量也很重要。以食品为例，黄毅认为，塑料包装等垃圾并不是居民产生的，还涉及到可生物降解性等问题。因此，“这需要一部配套的法律。”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规定要“推进源头减量”，包括“推动住宿、餐饮行业限制或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推广使用可回收物品”、“提高快递包装回收利用率”、“在规范化菜市场、生鲜超市、大型超市等场所加大净菜推广力度”。

对于垃圾处理的最终环节——填埋场和焚烧炉的设立，也有很多考量。黄毅表示，填埋场和焚烧炉一般都建在城市的下风向、远离水源地或者区域边界处，但A市的下风向可能就是B市的上风向，需要综合考虑。

“这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不是绿化局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黄毅说，搞好垃圾分类、推进垃圾减量，是我国城市治理水平的体现，需要配套一套比较完善的机制。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实习生刘思源、编辑王静怡、校对杨旭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