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其生平经历及与杨万里的师生情谊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其生平经历及与杨万里的师生情谊

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

杨万里在身为童子之时，跟随先父因官职变动而在各地求学，此记载于《诚斋集》卷126中的《曾时仲母王氏墓志铭》，他的父亲杨芾隐居在吉水的南溪，号称南溪居士，家中无田产，靠教授学子来维持生计，闲暇之时便教导自己的子女，这记录在胡铨所写的《杨君文卿墓志铭》里，杨万里最初接受的是来自父亲的教育。在他14岁的时候，拜乡中德高望重的先生高公守道为师，还与高公守道的儿子高德顺结为好友，一同居住在解怀德的斋房之中，这在卷39的《赠高德顺》诗序中有提及。后来有一首名为《夜雨》的诗写道：“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说的正是回忆师从高守道的那段生活状态。倘若不算其父亲，那么，紧接着数下来的第二位老师便是王庭珪。自从17岁时进拜王庭珪为师以来，杨万里跟王庭珪之间构建了一种日益密切的师生情谊。

吉州安福县人王庭珪，字民瞻，出生于1180年，在政和八年也就是1118年考中进士，随后被调任为茶陵县丞 ，因与上官不合，便弃官离开 ，隐居在卢溪长达五十年 ，还自号卢溪真逸 ，其相关在这记载于卷181《卢溪先生文集序》 ，自宣和五年即1123年辞官茶陵之后 ，他隐居于安福家乡去。在家里从事著书吟诗等活动 ，还设帐授徒 ，在这方面他曾主庐陵文盟长达六十年 ，周必大在《跋王民瞻杨廷秀与安福彭雄飞诗》中有相关记载 ，与此同时 ，他虽不做官 ，却常怀经世之心 ，一旦事情对百姓有利 ，必定会告知于当路之人 ，从未有过忘怀世事的情况。因“蚤忤上官，晩复流窜，官簿所以不进”（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最终以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结束一生。王庭珪学问广博深厚，写作的作品数量众多，“有《卢溪集》五十卷、《易解》二十卷、《六经讲义》十卷、《论语讲义》五卷、《语录》五卷、《杂志》五卷、《沧海遗珠》五卷、《方外书》十卷、《校字》一卷、《停停山丛录》一卷。他对各种学问无不精通，而尤其在《易》方面有精湛造诣”（同上）。

进拜而师

绍兴十三年癸亥（1143）时候，杨万里到安福，跟随王庭珪求学，其《杉溪集后序》（卷84）讲：“我长到十七岁，才能够进去拜见卢溪并向他学习，向他请教。”当时王庭珪已经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从十七岁开始跟从学习，学习的时间有多少年，却没法详细知道。根据他《送刘景明游长沙序》（卷78）所说：“当我刚二十一岁的时候，从吉水到安成，拜现在的雩都大夫公刘（安世）先生为师。”可见他在二十一岁之前已经回到吉水，跟随王庭珪求学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三年。绍兴二十九年，王庭珪在《答杨廷秀》（《卢溪文集》卷32）中写道：“某去岁获见清矩，慰十年怀想之诚。”由此可知，杨万里于绍兴十七年至十九年在安福师从刘安世时，与王庭珪仍不时保持着师生间的往来。

那么，所学的内容究竟主要是些什么？针对这个，杨万里曾经讲过：“那用来告知我的，是太学触犯禁令的说法。” （出自《杉溪集后序》）所说的“太学犯禁说法”，它在《杉溪集后序》里有具体的阐释：“从古至今的文章，到我们宋朝时达到了集大成的状态……在宋仁宗的时候，就有像六一先生这样的人，主持斯文的夏季盟会。在宋神宗的时候，就有像东坡先生这样的人，传承六一先生的大宗派。在宋哲宗的时候，就有像山谷先生这样的人，接续国风、雅、颂中断的琴弦。和汉代的司马迁、班固、司马相如、扬雄相比，唐代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的话，大概通通都拥有并且涵盖了。”。群小崇奸于中更阶段，将正途视为僻学之目，禁之加以锢之，斯文至此真乃一遭厄运。我庐陵有卢溪之王、杉溪之刘（才卲），两先生自身筑就金城，以此抵御此道。自王公游历太学，刘公随后而至，触犯大禁，挟带六一、坡、谷之书而入，白天藏书，夜间翻阅，每伺同舍生息烛酣睡，必定起身吹灯，尽情纵观三书。等到闲暇之时，偶或吟哦诗句，偶或续写古文。每一篇章问世，流传于辇毂之地，甚受绅衿们喜爱，致使纸价上扬。哎，就像这两位先生，在那众多妖禽纷纷啼叫之时，竟然发出如同紫鸾般的鸣叫，一会儿急促高昂地歌唱，一会儿又缓缓演奏出如同清庙之章的瑟音，那鹬鸟羽毛装饰的帽子、细毛制成的衣服相互争奇斗艳，然而却能见到那黄色冕服、黑色祭服的规制，他们对于这文化可是有着巨大的功勋劳绩，他们是多么伟大！由此可见，他们所学的主要是像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那种古文以及诗歌。

曾是独出机杼、自成一体的诗人，杨万里走过一条曲折且漫长的探索之途，他曾总结讲道：“开始我学江西诸位君子之诗，之后学后山五字律，随后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到晚年才向唐人学绝句。学的力气越大，作出的诗歌越少……戊戌三朝时节，获赐休假公事少，就在那日作诗。忽然像有所感悟，于是辞谢不能学唐人及王、陈、江西诸位君子，而后欣喜起来。”（卷81《诚斋荆溪集序》）还说：“我年少时作诗有一千多篇，到绍兴壬午七月，都焚烧了。大概是江西体。”。现如今所留存下来的被称作《江湖集》这一作品的，大概是那些学习后山以及半山还有唐诗之人所创作的。（同卷《诚斋江湖集序》记载）绍兴三十二年壬午年也就是1162年，在杨万里36岁以前，他作诗是学习江西诗派的，所作文辞大致处于江西体范畴，这与他的老师王庭珪崇尚黄庭坚恐怕是有着一定关联。当然，就如同钱钟书所说的那样：“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诗人当中，有一些是看不起江西派而对黄庭坚却是别样看待的，比如说叶梦得和王庭珪；他们的态度恰好就如同元好问的《论诗》绝句里讲的：‘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里人。’”。《宋诗选注》中，杨万里对王庭珪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先生的诗句从杜子美那里学到了方法。自江西诗派往下就不谈论了。这是记载于卷126《王叔雅墓志铭》中的。他还说：年少时曾见过曹子方，学到了作诗的方法。大概他的诗是从少陵出来的，他的文是从昌黎出来的，总体主要是在于雄刚浑大。这是在卷81《庐溪先生文集序》里提到的。王庭珪崇尚黄庭坚的诗，然而却不做西江社里的人，自江西诗派往下不论，不跟随江西诗派的脚步，他的诗近向黄庭坚学习，远承杜甫，走出了自己的路径，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先是学习，而后又放弃它，他一方面学习先前之人，多方寻求指导，另一方面追求“笔下何知有前辈”（出自《迓使客夜归》这句诗），还追求“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出自《跋徐恭仲省干近诗》），最终去除表面的东西，自己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诚斋体”，在这一点上呢，和王庭珪好像也不是没有关联。

王庭珪还是一位刚正且爱国，具备相当胆识与骨气的诗人，在南宋朝廷主战派跟主和派展开的激烈斗争里，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抗战，反对和议，绍兴十二年，也就是杨万里到安福师从的前一年，王庭珪创作了著名的诗篇《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二首》，不但极为热烈地赞扬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桧罢和议”的爱国壮举，而且还直接指斥了秦桧的卖国罪行，“时先生年七十矣。”。于是，先生诗名，一日之间，便满了四海（杨万里《卢溪先生文集序》）。其后，被乡人欧阳安永告发、揭发，朝廷认定其为“诽谤”，历经十九年，被贬至辰州（隶属湖南），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王庭珪因作诗送别胡铨而获罪遭贬之后，也有人称这是“先生的过错”。杨万里后来就在《卢溪先生文集序》中写道：乡间喜爱先生的人，认为因诗获祸，从古至今都清楚明白，先生没有引以为戒，又欣然犯规，恰好助长了权臣的威势、成就了小人的名声，这是先生的灾祸，也是先生的过错。有人说：先生有什么过错呢？因为先生言论正直且诗作精巧罢了。若言论不正直，诗作不精巧，在世上便无法流传了。世间有这样的传闻了，不是被现世所喜爱，那就一定会被阴间所喜爱，所以像庭草随意之类的诗，空梁燕泥之类的诗，飞燕昭阳之类的诗，不才多病之类的诗，言辞并非直率，不过是诗写得精巧罢了。诗写得精巧却不直率，尚且小的会被驱逐、大的会丧命，何况先生的诗既精巧而且言辞直率？先生有什么过错？助长权臣的威风，当然也熟知他们的恶行，先生成就了小人的名声，不如小人成就先生的名声，先生有什么过错？不久，时任宰相去世，先生得以回归。又过了不久，当今皇上登基，初次征召，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再次征召，任命为直敷文阁。年逾九十，其耳目仍聪慧灵敏，能赋诗作文，全然不见老人那种萎靡不振的气息，朝廷闻而欲知其风采，天下更传颂其诗作。祸及先生之人，安知这并非是福于先生之事呢？绍兴二十五年秦桧亡故后，王庭珪获许可自行便利行事，于次年春天返回故乡。孝宗登基为帝后召见王庭珪，他趁机极力陈述时政，建言“确实应当显耀威严权势，震撼天下，任用贤德的宰相与优秀的将领，用以清除长久的积怨，收复中原”，并力阻“和议绝对不可采用”（出自《卢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处于青年时期的杨万里，受到了王庭珪那坚定不移的爱国精神的震撼，受到了其刚正不阿气概的濡染，这种影响力在杨万里心灵深处刻下了永远都难以磨灭的印象。

又，周必大在《直敷文阁王公行状》里说：“这位先生学问没有不精通的，而对《易》尤其有深入研究。年少时曾拜同乡前辈张汝明为师，晚年在言语和意趣的外在表现之外自己有所领悟。汉上的朱先生震、文定的胡公安国、芗林的向公子諲见到他的见解，都赞叹欣赏认为必定会流传。这位先生也不轻易给别人看，想要献给朝廷。恰逢诗狱兴起，郡守商议收捕这位先生，理掾汪公涓奋勇说道：王君刚正耿介，勇于坚持正义，写一封信招来他，一定会来。其他属官变了脸色这样那样说，自己请求带领禁卒、挟持巡逻校尉去抓捕这位先生，郡守点头答应。其他属官于是前往，到了就突然闯入这位先生家中。这位先生谈笑间被逮捕。家中四壁空空，只有《易解》锁在箱子里，士卒怀疑那是什么财物，提起来拿走了。往后的日子里，那位先生叹息地道：上天使我的书稿遭遇厄运。有人这般说道，现如今这份东西藏在属官家中呢。王庭珪所著的包含二十卷的《易解》，虽说因其所牵涉的诗案而遭受丢失的厄运，因而没能流传开来。然而，后来杨万里从六十二岁开始，花费了长达十年的时间，深入研究再三思索，终于写成这部共计二十卷的《易传》。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其老师的影响呢？

王庭珪之后，杨万里还曾师从安福的刘安世跟刘廷直，也曾师从庐陵的刘才卲，之后呢在绍兴二十四年也就是1154年进士及第，二十六年初的时候才初次赴任赣州司户参军。需要注意的是，正处在“而立”之年方才刚开始踏上仕途，杨万里就萌生了“弃官”的念头。四十四年后，74岁的杨万里在《与南昌长孺家书》也就是卷67中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当初担任赣掾，履职一个月，有了些不开心，想要弃官离去，先太中愤怒地鞭打了他，这才作罢。”。倘若不是因为他父亲的那种“怒挞”，杨万里真的会“弃官”离开，那么，他的所作所为跟其师王庭珪弃官于茶陵、长久隐居在卢溪又该是何等的相似啊！由此能够看出，在做学问、作诗、做人、为官等方面，杨万里受到王庭珪的影响是不能被小看的。

勤相往来

杨万里在进士及第而后刚开始进入仕途的时候，王庭珪当时正远在湖南的辰州。等到王庭珪获得自便从而回到安福之后，杨万里那时候却始终一直在赣州担任职务。所以，两个人再次见面，肯定只能是在几年以后的情况或者事态了。

绍兴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159年的十月，杨万里前往永州零陵丞这个职位赴任。就在当年，他曾经有两次去到安福，并拜谒王庭珪。王庭珪所写的《答杨廷秀》手简，在《卢溪文集》的卷32中记载着：“某在去年得以见到清矩，抚慰了长达十年怀想的诚挚心意。少年时期就科举登第，这并不足以向左右之人表示祝贺。然而有一日相见，词学方面突然增长，所说的话语有着惊人之处，这才是值得祝贺的呀。去年冬天前往赴任官职，再次经过敝里，却因为没有做好侦伺，而辱没了留下的手墨，没能追赶上相见。家仆回来后又辱没了惠字，是何等的勤勉呀。”。那第一次呢，应当是专门前往去进行拜谒，两个人相互分别了十年，如今“一日相见”，王庭珪为其学业有成而欢喜，所以祝贺他“词学突然长进，言语有着惊人之处”。对照王庭珪后来在乾道六年所作出的“更加能够写文章，从而在当时显扬”（《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这样的评价，能够看出此番祝贺并非是客套、过分夸赞的话语。那第二次呢，是在赴任的途中取道安福，因为没能见到面，所以留下了“手墨”，留下了遗憾。到了零陵之后，又有书信让回到吉水的家仆送去，可惜已经散失不见了。依据“慰十年怀想之诚 ”这话能够晓得， 在王庭珪于绍兴十九年七月被贬往辰州从而离开安福以前， 这两人之间应当常常碰面。 《题代度寺》（卷2）里杨万里写道：“一别重来十五年。” 代度寺处于安福， 这首诗作于隆兴元年（1163）八月， 将时间往前推15年， 刚好就是绍兴十九年（1149）， 完全能够证明杨万里在绍兴十九年的确去过安福。 或许正是特意赶到安福去给老师贬谪到辰州送行呢！ 师生之间的情谊， 从这里便可略见一斑。

杨万里在绍兴二十八年离任赣州，那段时期，他在《达斋先生文集序》（卷80）里这样记载：（绍兴二十四年）“甲戌……过了四年，我从赣州掾属任满离职，而后回到南溪”。到了第二年，他就前往零陵赴任。如此一来，他专程去安福拜谒老师，一开始应当像老师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慰藉十年怀想的诚挚心意”，其次可能也是出于前往零陵任职处理政务的需要。这是由于王庭珪曾经担任过茶陵丞，两地都隶属于湖南，虽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然而风俗民情方面，终究还是能够去咨询了解的。

隆兴元年夏天，杨万里从零陵离任归来，到达了吉水，到了九月，他前往临安赴任，进行调配。当时王庭珪已经在临安担任国子监主簿，两人又一次开始了密切的交往。

杨万里抵达临安之后，王庭珪是他最先去谒见的人物当中的一个。在九月的时候，有《为王监簿先生求近诗》（卷2）这样说：“在林下作诗的人里是第一等的超凡之人，西风吹拂到了如同日轮般的地方。杜陵的野客还对市井感到惊讶，国子先生稍微施展了一下本领。拿出老成的谋略来开创宇宙，原本的清正高尚只是围绕着云泉。新写的篇章不允许儿童诵读，只是得到了真传怎敢随意传播呢？”。诗中把被称作“清尚只云泉”的“林下诗中第一仙”王庭珪，赞誉为“杜陵野客”杜甫；祝愿他去到皇帝身旁担任“国子先生”，不过是稍微施展一下能力，虽说年纪已经84岁了，却仍要“拈出老谋开宇宙”，大力施展宏伟的抱负；最后表明索要“求近诗”是为了“得真传”的意思。其中“杜陵野客”这样的赞誉，和后来《卢溪先生文集序》里“其诗自少陵出”的说法是相同的。王庭珪还有《次韵杨廷秀求近诗》（《卢溪文集》卷17）这首诗：“闻说学诗如学仙，怪来诗思渺无边。”。自我怜惜之时，仍裹着痴人一般的骨头，哪里能想到会虚妄地得到麻姑的神鞭呢？曾经好似千军马队刚刚进入战阵那般，清朗如同三峡在夜晚流淌的清泉。只是如今已然衰老愚钝就没有新颖的语句了，枫叶飘落吴江之处只怕会有误传的情况吧。”紧紧扣住“诗仙”这个词语来下笔，说“学习作诗就如同学习成仙”，只要修炼方面达到了精湛的程度，便能够“诗的思绪渺茫得没有边界”，虽说自己痴迷于诗作，也曾被赞誉如同“似千军初入阵，清于三峡夜流泉”，可终究如今已经“老钝”，没有新的作品了，仅是有误传诗名罢了。一方面是真诚地去追求，一方面是谦逊地来回应，老师与学生传授与接纳的心意显著地显现出来了。

当月，杨万里又作了一首诗，名叫《宿徐元达小楼》，在卷2中，诗里写道：“楼很远，睡觉的时候曾在那里住过，秋寒时节夜里显得愈发寒冷。集市上的声音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始响动，窗户透进来的月光依傍着人倾斜着，为了名声和利益忙碌不停，来来去去的都是马和车。怎么能让耳听到泉石那样美好的声音，却忍得住这般的喧哗呢？”王庭珪也有一首诗，名为《次韵杨廷秀临安小楼不寐之什》，在《卢溪文集》卷10里，诗中说：“坐着等待银色的月亮升起来，寒冷使得酒力发作得更厉害。霜露清冷，各种活动都停止了，几行大雁飞过显得有些倾斜。楼角还在吹着笛子，街道上又有车马走过。客人睡觉始终没能安稳，人们的交谈声已经开始喧哗起来。”两人不仅吟诗相互唱和，而且还一同住在徐元达的小楼里，师生之间亲近和睦的感情深厚得很。

十月，王庭珪因年老试图请求离去要主管崇道，这出自宋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别集》上卷10，之后他离开临安返回安福。杨万里为他送行，创作了《送王监簿民瞻南归》这首在卷2的诗，诗中写道潮头冲击着云而云却不留下，月波泼洒在窗上而窗仿佛要流动。夜晚寒冷却预告天晴不等天亮，天公特地是为卢溪这位老者。卢溪在山中不知历经多少年，卢溪出山当天就要回去。黄纸苦苦催促却得以高卧，喜好青霞成癖谁又能奈何？诏书称先生为国人楷模，他却掉头又隐入烟林深处。路旁不要当作两疏那样看待，老儒不会使用行囊中的金钱。对于，王庭珪由于“青霞成癖”，并且清尚烟林使得“黄纸苦催”，然后又“得高卧”，于此情形下倍加钦赏，还深深表达敬意。那两人在临安的交往就此终止，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

隆兴二年正月，元宵刚过，杨万里因父亲生病，离开临安返回吉水。当年八月，父亲离世后，他又在家守制三年。服丧期满后，一直到乾道六年（1170）四月，前往奉新县任职之前，基本上都待在家乡。王庭珪自从回到安福后，除了在去世前一年，也就是乾道七年冬，因为胡铨极力举荐、孝宗两次下诏而前往临安、“在内殿供职”（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外，也一直在家乡。在这六七年的时间里，两人当时应该有过往来。乾道七年冬天，王庭珪因为前往临安，在便坐接受皇帝询问，有很多美好的言论，十二月二十二日被特别授予依旧是左承奉郎、直敷文阁、主管台州崇道观（出自《卢溪文集》附录《除直敷文阁诰词》）。当时杨万里已经在临安担任太常博士，两人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有交往。只是这两段交往都没有见到诗文记载，没办法考证实情罢了。

晚复托婚

进入安福之后，王庭珪在乾道八年，也就是“三月己丑（二十一日）之时，才患上轻微疾病，随后离世”（周必大《直敷文阁王公行状》），就这样结束了他长达93年的人生旅程。三年过后，他的儿子王頔（字叔雅）也“坐着离世，实际是淳熙二年闰九月一日，享年五十三岁”（卷126《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王叔雅墓志铭》中记载：“我年少时出自先生门下，跟叔雅有五十年之交，晚年又结为婚姻关系。按照情谊应当撰写墓志铭。”两家“晚年又结为婚姻关系”这件事，应当是发生在王頔死亡之前。《诚斋集》卷52存有《回王敷文民瞻家定亲启》，其全文表述为：“贤者会有后人，仰望那玉树呈现出森然的样子；儒者的帽子大多致使家境贫寒，但看着那席门显得极为简陋。为何如同侄子的两个女儿，能够许配给执事的两个孙子呢？承蒙某人的第一个令孙，是我家忠襄的外甥，生来便格外出众；而我的侄子的第五个女孙，是诗人泸溪的妻子，自愧不太适宜。发送礼物满心欢喜，挥动毛笔却难以叙说。”此定亲启既然称王庭珪为“敷文”，然而王庭珪在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才被授予“直敷文阁”，那么最早也应该是创作于八年初之后。

从启文所说来看，“某”的“犹子之二女”，得以许配给王庭珪家的两孙，然而这启所定下的亲事，却是“某侄子第五女孙”许配给王庭珪的“第一令孙”。再依据《王叔雅墓志铭》能够知道，王頔比王庭珪去世仅仅晚3年，却已然有了“男二人，詹、澹”以及“孙男五人”，那么此次定亲的“第一令孙”，绝对不是早就生儿育女的王詹，而是叔雅“孙男五人”当中的第一人，也就是王庭珪的第一曾孙。《卢溪文集》卷39里面有《詹孙定婚启》，还有《澹孙定婚启》，后者里面说道：“不揣度蓬蒿之室，向来钦佩忠义之门，长久接触英游，冒昧请求结成婚姻对象。”其所说的“忠义之门”的称呼，跟杨万里启中说的“吾家忠襄之甥”相符合，那么这样说来此“第一令孙”或许应该是王澹的儿子？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样简单的。

而今依据乾隆壬寅时重新修订的安福《冷溪王氏族谱》记载，詹，乃是頔的长子，其字为岩鲁，排行第八，婚配东冈刘氏，育有四子，分别是澄、洄、澜、涛。澹，是頔的次子，字无极，排行第九，乃是秀才，曾经与侄子澄一同编次祖《卢溪集》。其婚配吉水湴塘杨忠襄先生之女。育有三子，分别是潜、溉、湜。再依据杨万里《宋故赠中大夫徽猷阁待制谥忠襄杨公行状》（此《行状》在卷118里），杨邦乂仅仅“生育女儿一人”，“此女已出嫁给新淦进士陈敦书”，如此一来，王庭珪次孙澹之所娶的女子，并非如同族谱所讲的那样是“杨忠襄先生女”，而实际上是杨忠襄先生之外孙女 ，可不是外孙女，而是杨忠襄先生之孙女。在《冷溪王氏族谱》之中记载着，澄，身为詹的长子，其字为见可，排行第二，是秀才，曾经去编次祖的《卢溪集》，他所配的是吉水湴塘杨诚斋先生的女儿。潜，作为澹的长子，其字是时可，排行第七，他所配的同样是湴塘杨诚斋先生的女儿。又依据杨万里于庆元四年也就是1198年所创作的《同王见可刘子年循南溪度西桥登天柱冈望东山》这首诗，诗在卷38里，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亲交久别忽相从，饭罢相将柱瘦筇，这里称王澄也就是见可为亲交 ，庆元五年也就是1199年所作的《赠王婿时可》诗，同样在上述卷里，有忠襄先生有贤甥，卢溪先生有贤孙这样的内容。当下二十岁就能撰写文辞，超凡脱俗提笔似有神助。那么杨万里的两位女儿，分别许配给王庭珪的澄、潜两位曾孙子，应当确属无误。又依据杨长孺所写的《诚斋杨公墓志》（记载于吉水《忠节杨氏总谱》），杨万里有“五个女儿，长女季蘩，嫁给进士刘价，都已先去世；次女季蕴、季藻、季苹、季菽，分别嫁给进士王徽、刘亿、从仕郎新荆门州司法参军陈经、进士王潜”，那么第五女季菽嫁给王潜，应该契合无疑，而次女季蕴嫁给王徽，徽、澄则字不同。话说，杨万里在淳熙十五年，也就是1188年的时候，写了一篇《庐溪先生文集序》，这篇序在《庐溪先生文集》的卷81 ，里边有这样的记载，说先生的孙子淡、曾孙徵，还有先生的门人刘江，他们把先生的诗文编排编辑成了若干卷，打算刻在枣木版上流传。可是呢，王庭珪有七个曾孙，他们的名和字都带“水”这个偏旁，吧啦吧啦地把徽、澄、徵这三个字放在一块儿比较分析之后，完全是足足地有理由去相信，杨长孺墓志中的王徽、王氏族谱里的王澄以及杨万里序文里的王徵，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人，而且徽和徵呢，都是因为和澄字字形相近从而出现了字误。再说说哈那《卢溪文集》卷首所附的杨万里序文，其中写的“曾孙徵”，实际上正确的应该是“曾孙澄”！又依据《冷溪王氏族谱》，王庭珪有曾孙七人，其中澄排行第二，洄排行第三，澜排行第五，涛排行第九，潜排行第七，溉排行第十三，湜排行第十六，由此能够知道，《王叔雅墓志铭》中所说的“孙男五人”，按照顺序应当是指澄、洄、澜、潜、涛，而溉、湜是在頔去世之后才出生的。王庭珪在乾道八年离世后，周必大所撰写的行状以及胡铨所撰写的墓志铭记载，其有“一男，頔；一女，嫁给将仕郎彭飞”标点符号。有孙男二人，分别是詹和澹，他们继承了家族世业，还有孙女二人，虽都未提及曾孙，然而王頔在王庭珪去世仅仅三年后便离世，此时却已有孙男五人，这表明不可能全是在王庭珪去世之后出生的。但王潜到庆元五年（1199）时，仍被其岳父在赠诗中称赞为“只今二十能缀文”，这说明他应出生于曾祖王庭珪去世之后。如此一来，定亲时间也应是在王庭珪去世之后。

此时能够清楚知道，启文中“云何犹子之二女，得配执事之两孙？伏承某人第一令孙，乃吾家忠襄之甥”，所提及的“执事”、“某人”，原本并非指王庭珪，而是指王頔。并且能够确定，杨万里这篇定亲启应当是以他的一位叔父的名义撰写的，也就是说，杨万里二、五两女各自与王庭珪两孙之长子的这门亲事，是由他的那位叔父出面操办的，故而启文中称杨万里为“犹子”、“某侄子”。同时，还能够发觉，启文中“第一令孙”实际上应当是第一、四令孙，“某侄子第五女孙”同样应当是某侄子第二、五女儿。也许，季蕴与王澄之的婚配亲事已经预先确定，此启所确定的仅仅是杨万里第五女季菽与王頔第四孙王潜之的亲事。不过，现今留存的启文为何错误地写成“第一令孙”和“第五女孙”呢？到这里就无法考证出结果了，暂且存疑罢了。

杨万里和王庭珪两家，后来又托付婚姻之事，结成了姻亲关系，杨万里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老师的两个曾孙，这样的一个事实，完全能够表明，他们师生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情谊。

师恩永铭

王庭珪去世三年后的某时，其子王頔于淳熙二年即1175年闰九月一号与世长辞，并且有着“将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安福县翔鸾乡青陂之原”这样的安排，此内容来自《王叔雅墓志铭》。杨万里牢记着“某少出先生门下，与叔雅有五十年之旧，晚复托昏焉，于谊宜铭”这段话，从而为其创作了《王叔雅墓志铭》。这篇墓志铭里，杨万里从子写到父，写王頔对六经、百氏知识深度探究，尤其精通《春秋》，最初，文定胡公（安国）路过泸溪先生草堂，与先生讲解《春秋》，叔雅在旁聆听，就能阐述大义，还写王頔年少时跟随先生，作《早行篇》，先生惊喜地说：吾子亦能诗乎！便授予其句法；写先生送胡铨诗狱发生时，王頔表示愿以自身承担那罪名，倘若被笞打致死、在囚禁中死去，听凭命令，在街市朝堂被斩杀，也听凭命令；写先生已被贬到辰州贬所后，王頔不顾那“狸嗥鼯啸之处，非是人能够居住的环境，崖路高得仿佛能攀到天上，向下则是陷阱，距离家有二千多里地”，“徒步去探望，脚磨出茧子、手指流出血，一年两次出行，却走不到，到了也不忍心回去”；写王頔“多次参加有关部门的考试，随即就放弃离开，说：凭借古人标准去比当今，可行吗”；写孝宗“即位后，听闻先生的名声，两次下诏召见，先生在路途往来，叔雅都陪侍同行，礼部侍郎周公（必大）赞赏叔雅的勤勉，想要向朝廷禀明，有用来表彰恩宠他的办法，叔雅极力推辞了”，等等。择事谋篇，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先生父子的深厚情谊和诚挚敬意。

到了淳熙十五年（1188 年），王庭珪的孙子王澹以及曾孙王澄，和他的门人刘江，把先生的诗文编排为共五十卷，打算刻在枣木上流传，而太守朱睎颜（字子渊）又在郡斋复刻了他的诗，王澹嘱托杨万里作序，杨万里深感自己“曾经侍奉在先生身边，聆听先生教诲之言，想要推辞，怎敢呢”，所以在当年“九月晦日”为此作了《卢溪先生文集序》，并且署名时不忘自称“门人”。序，从绍兴十二年，先生用诗送胡铨被贬往新州，进而“诗名一日满天下”写起，对先生的壮举予以充分肯定，加以赞扬，接着，对先生的诗文作出高度评价：“盖其诗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刚浑大云。”清江刘清之子澄评先生之文，称庐陵自六一之后，只有先生可继，听闻者，认为正确，表达出杨万里对自己老师的真诚推崇。

对于老师给予的恩谊，杨万里那可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在王庭珪离世三十年之后的嘉泰二年（1202）壬戌，已经76岁高龄的杨万里再次读到了他的《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此时此刻，他依旧激动万分，根本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于是就在正月十二日的时候，专门为这个手简题写了跋语。《诚斋集》卷101里有一篇《跋王泸溪民瞻先生帖》，这篇跋语的全文是这样说的：“泸溪先生凭借诗作招致老桧心里的嗔怒，二沈迎合对方的心意想法，使出全力去排挤老先生，想要以此来谋取首功，然而最终到底有什么成果呢？先生预料他们不出三年必定会有大祸，结果真的如同先生所说的那样。又过了四年，老桧也一命呜呼了。古人说过这样的话：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就要以此为戒。”。嘉泰壬戌过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恭敬地书写在帖尾，然后把它给其宅相彭梦协送去，说道。”考查《卢溪文集》卷31《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六幅当中的一幅有这样的内容：”己巳年冬天，写信给彭彦直、王十五迪洪当时说道：（沈）昭远想要陷害我来获得晋升，我可不是普通人，两个沈姓的人不出三年，必定会有大灾祸。彦直把这个给同僚看，端修也听说了，没有不笑话认为这是狂妄之言的。最近才知道端修的死状和昭远没有不同，都不出三年。天道就是这样，我又有什么遗憾的呢！应当有回去的日子了。”所以知道所题跋的“王泸溪民瞻先生帖”就是《与彭郎凌云将仕》手简。在《卢溪文集》的附录里，存在一篇名为《杨文节公诚斋跋王泸溪手简》的内容，其中这样写道，“嘉泰壬戌人日后五日，门人杨万里敬书帖尾，而归之其宅相彭梦协云。”由此能够知晓，文集所刊载的跋文“嘉泰壬戌后五日”之中，“壬戌”之后遗漏了“人日”这两个字，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而后五日，应当就是正月十二日了。老师离世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却仍然没有忘记自称“门人”，老师的恩情永远铭刻在心中，这是可以看出来的！真是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