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仕隐思想融通性看陶渊明思想宗尚儒学原典？

从孔子仕隐思想融通性看陶渊明思想宗尚儒学原典？

如何从孔子仕隐思想的融通性看陶渊明思想宗尚儒学原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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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于陶渊明思想的来源，存有三种观点，然而，不管是“儒”这一观点，还是“道”这一观点，亦或是“玄”这一观点，都没能击中实际情况。本文借助对儒学原典里“仕”与“隐”的融通性展开分析，通过针对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以及陶诗中“道”进行探讨，得出陶渊明的思想主流乃是儒学原典思想的结论。

历来对于陶渊明思想的来源，争论是一直不断持续着的。各家所持主张并不一样，但在论证的方向方面，却是大致相同差异不大的。实际上是由于陶渊明受到了魏晋时期博物学发达情况的影响，他读书的范围较为繁杂多样，这一点从他的诗文中也是能够看出来的。所以，他在诗文中引用另外一些家的观点、思想，也是属于很正常的情况，不能够因为这样就说明这种观点与思想就是陶渊明思想的主要来源了。据本文之观点，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源自儒学原典思想，我们需先对孔子有关仕与隐的融通性思想展开探研，之后再凭借陶渊明的人生轨迹以及诗文所反映的观点以此来证明这一点。那么本文的这一观点究竟是否正确呢？还望诸位方家能够予以赐教。

一、孔子仕、隐思想的融通性

一般被认为，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的缘由，主要是基于其具积极进取特性，且将治世安民的人生态度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融合，进而成为士大夫所选的人生取向。所以在谈及儒学创始人孔子的思想这事儿上，大多着重强调其积极入仕的价值观念，然而却忽略了另外一面，那便是他的隐逸思想。

仕与隐属于孔子思想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结合点恰好为“仁”，也就是说，孔子的理想人格无论仕还是隐，皆能展现“仁”，孔子倡导入仕，目的是救济苍生，然而这是有条件的，要是“道不同”，那就坚决不可入仕，不能随波逐流，反倒应当隐，隐同样能够达成仁，因此讲孔子思想里“仕”与“隐”是相得益彰的，是孔子“仁”学的完备系统，单纯突出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孔子仕隐思想的贯通性。

孔子主张入仕，这在《论语》诸多篇中均有体现，此处不再详细叙述，然而孔子并不觉得唯有入仕方可体现“仁”，并且于孔子一生之中，也并非如我们所认为那般，是在为了仕而忙碌奔波。虽说孔子确实有在列国间奔走，甚至因此被困于陈，可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还有大量的时间，他是将其用于传道、授业、学习、编修古典书籍等事业之上。

接下来我们瞧瞧孔子对于“隐”所抱持的态度，事实上，不是去“做官”那便是选择“归隐”。有关隐士的记载，最早在史籍中出现的应当要数《论语》这本书，《微子第十八》篇章曾讲到过桀溺以及长沮这两位隐士。桀溺说道：“像洪水一般泛滥的情形，全天下到处都是这样，那么又能有谁去改变它呢。况且你与其跟着逃避坏人的人，难道比得上跟着逃避污浊尘世的人吗？”子路作出评价说：“不出来做官是不符合道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废弃的。君臣之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它？想要使自身干干净净，却要破坏了重大的伦理道德关系。君子出来做官参与政事，是为了推行道义，至于儒家主张的仁义未能得到施行，那是早就知道的了。”子路的评价同样是孔子的看法，从这里能够看得出，孔子针对于这类隐者的态度是持反对立场的。然而，《微子第十八》篇还提及了其他隐者，分别是：“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评说：“不降低自己的气节，不辱没自身名声的，是伯夷、叔齐！”又说：“柳下惠、少连，被迫降低目标屈辱自身行动言辞，合于当时行动的条理，行为合于当时的谋虑，他们也就是这样罢了。”还评价，“虞仲、夷逸，过着隐居生活，说话很随意，自身行为清正，弃绝世事符合权宜。我却与这些人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或者不可以的。” 。孔子把隐士划分成三类，针对这三类人，孔子觉得“我则异于是”，对此并不赞同，然而同时声称“无可无不可”，并不予以反对。

后来（的时候），孟子（这个人）在《孟子•万章》（这部）篇里，也谈到了（涉及到）伯夷、柳下惠（这两个人），还论到了（提及了）伊尹和孔子，说，“伯夷……不是他认可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的百姓就不役使，天下太平便出来为官，世道昏乱便退隐……在商纣当政的时候，居住在北海之畔，以此等来等待天下清平.所以听闻伯夷风范的人，贪婪的人会变得廉洁，懦弱的人会有坚定的志向。伊尹则说，‘侍奉谁不是侍奉君主？役使谁不是役使百姓？’天下太平也出来为官，世道昏乱也出来为官……他是把天下的重任自己担当起来了。柳下惠不把侍奉坏君主当作羞耻之事，不拒绝做小官。入朝为官不隐藏自己才能，一定要按照自己的原则来行事。被国君遗弃了也不怨恨，处于穷困之中也不忧虑……所以听闻柳下惠风范的人，心胸狭隘的人变得宽容，刻薄的人变得厚道。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捞起下锅的米漉干就走。”去鲁之时，曰，迟缓吾当行也，此乃离父母国之途径也。可速行则速行，可久留则久留，可安处则安处，可入仕则入仕，此为孔子。孟子称，伯夷，乃圣德中清正之人也；伊尹，乃圣德中具担当之人也；柳下惠，乃圣德中平和之人也；孔子，乃圣德中顺应时势之人也。孔子可谓集众多成就于一身。所谓集大成者，乃如钟发声先以金声起，后以玉声收也。于此可见，孔子以及后世之孟子对隐者之态度甚是赞赏。于《微子》篇起始处，孔子对身为隐士的微子之态度，更为明显地予以赞许，曰，微子离去，箕子沦为奴仆，比干因谏言而亡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将之提高到“仁”的高度。

二、陶渊明的宗尚儒学原典思想

陶渊明以儒学原典为宗，这种思想贯穿其一生，年近而立的陶渊明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即393年开始入仕，关于东晋南朝寒门士人起家的年龄，我们可以参考南朝齐的规定，即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陶渊明作为寒门士人，以近三十的年龄入仕是正常的，对这次出仕的原因，《宋书•隐逸传》说是陶渊明亲老家贫，起为州祭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其《饮酒》十九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养身倘若没有节制，受冻挨饿始终不离自己。此情境当是临近而立之年了，情思与意念有着诸多羞耻之事。”然而从陶的诗文中我们能找出家境贫寒并不应是他入仕的直接缘由，这个阶段陶渊明也没有贫穷到那般地步。他去做官，主要还是为了达成其救济世人的“壮志”。陶渊明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官宦人家，他在《命子》诗里多次透露出对祖辈显赫功绩的夸赞，他也想要效法先辈，建立功勋。《影答形》诗讲：“身死名声也会消逝殆尽，想到这点五脏六腑都燥热。树立善举会留下仁爱，为何不尽力施展才华呢？”抒发了他内心深处对名声的期望 。另外，陶渊明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里，更直接地表述了孔子思想给予他的影响，“先师 ”

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其《时运》诗也说 ，黄唐莫逮 ，慨独在余 ，这些都表明 ，陶渊明的思想中 ，孔子的言论深入其心 ，但现实远比他想象复杂 ，政治生活并不适应陶渊明的性情 ，以致于他深感 ，志意多所耻 ，第一次出仕 ，只维持了很短的时日 。

之后，相隔约三十年，陶渊明存在四次出仕情况，据袁行霈考证，其一，约在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或者三年，历经三年，在桓玄幕府里任职，其二，元兴三年（404年），时长不到一年，担任刘裕镇军参军，其三，时间更为短促的，于义熙元年（405年），出任刘敬宣建威参军，另外还有那一次，即为时八十天的彭泽县令。

袁行霈进行推断，陶渊明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开始进入桓玄幕，一直到晋安帝义熙元年也就是405年冬辞去彭泽令，前后历时八个年头，而这恰恰是晋末政局最为动荡不定的八年，陶渊明在这个时候不早不晚偏偏出山为官，先后进入桓玄、刘裕、刘敬宣这三人的军幕，置身于政治风云的漩涡当中，这难道不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吗？

纵观渊明一生，存在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自二十九岁开始初仕，在十余年间，陶渊明于仕与隐，仕禄以此求生以及志向无法顺遂之间来回徘徊，最终在义熙元年做出了归田园的抉择，不管是少年时期，还是壮年时期亦或是晚年时期，孔子思想都是陶渊明思想来源的主流 。

接下来，我们再去瞧一瞧陶渊明诗里所提及之“道”的情况，能够讲，差不多所有的“道”，都是朝着孔子倡导的“道”而去的，我们试着列举少许例子：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其中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还有“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再有“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以及“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又有“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包括“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还有“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最后是“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虽然孔子并不赞成学农，然而很明显，“忧道不忧贫”是从《论语》中间接借用的一句，这里的先师指的自然是孔子。

《荣木》其二当中这样说道，“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繁华朝起，慨暮不存。贞脆由人，祸福无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在这句话里面，“道”与善是并举的，接下来请大家注意，我们都知道，孔子的美学思想是以善作为终极目标的，所以，这里面所说的“道”，自然而然其实指的就是孔子原典当中的“道”。

《影答形》有言，“存生不可言 ，卫生每苦拙；诚愿游崑华，邈然兹道绝。” 于议论生与死之后，提出了“道”，此“道”似近道家之游仙之“道”，然而值得留意的是 ，他觉得这种“道”已然不存在了。并且诗后文又讲“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 这四句既否定了“道家”之“道”，又着重强调了孔学所主张的“善”，鲜明地展现出陶渊明崇尚儒学原典的思想。

《示周 续之 祖企 谢景夷 三郎》 ，“负疴颓簷下” ，“终日无一欣” 。“药石有时闲” ，“念我意中人” 。“相去不寻常” ，“道路邈何因” 。“周生述孔业” ，“祖谢响然臻” 。“道丧向千载” ，“今朝复斯闻” 。“马队非讲肆” ，“校书亦已勤” 。“老夫有所爱” ，“思与尔为邻” 。“愿言诲诸子” ，“从我颍水滨” 。

这首诗对我们探讨陶渊明宗尚儒学原典思想而言很重要，因为文字里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陶渊明觉得“道丧向千载”，一般而言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也就是前479年，从孔子卒年到陶渊明创作这首诗的时间相距大约十个世纪，孔子之后没有传人能很好地承继他的“道” 。倘若把这首诗与我们上文提及的他的另一首《饮酒》诗中的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句相联系着去看，那么便能够更好地看清陶渊明的观点，他觉得孔子的原典记载于“六经”之中，这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而后来的儒家传人思想均是远离了“道”。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讲陶渊明的思想来源主流是孔子原典而非孔子之后的儒学。陶渊明的这种观点也是因受到后汉未学术界以及魏晋以来玄学等的影响而产生的。

参考孔子“仕”与“隐”的融通情形，结合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再考量陶诗中所提及的“道”，我们能够讲，陶渊明的思想主流是源自孔子的原典思想。虽说魏晋以来，社会思潮对玄学颇为看重，陶渊明难以不受到影响，而且玄学还产生了一部分道家元素，但不管怎样，孔子原典思想是陶渊明思想来源的主流，这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