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桃花源记看陶渊明，其诗笔与时代同步，渴望建功立业？

从桃花源记看陶渊明，其诗笔与时代同步，渴望建功立业？

人们大多经由《桃花源记》认识陶渊明，他为我们构筑了东方理想国；此外，他也创作了诸如《读山海经》《咏荆轲》之类的篇章，抒发了对时政的感怀。鲁迅曾评述，陶渊明兼具“猛志固常在”与“悠然见南山”两种特质，缺少任何一项，都无法全面理解这位诗人。

以往探讨陶渊明，多聚焦其农耕生活，尊称他为“历代隐逸诗人之魁首”，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导范子烨，则着重考察他与东晋南朝政治的牵连。

十月文学院“名家讲经典”总第十七场讲座中，范子烨谈到，陶渊明对世道变迁十分在意，他的诗作也紧随时代步伐。陶渊明并非排斥为官，而是厌恶当贪官，不愿同流合污。他既想有所作为，又期望功成之后隐退，这种抉择，正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共同道路。

陶渊明来自浔阳柴桑，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他大部分的人生都在东晋度过，而在南朝刘宋的时间却短得可怜，不足七年。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浔阳的地理位置相当关键。当时的都城是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军事要地则是京口，即江苏镇江，而长江上游的重要位置则由浔阳担当，只要风向合适，从上游顺流而下，一夜之间就能抵达建康城下。

那个注重家世背景的年代里，陶渊明家族的社会地位并不突出，浔阳陶氏最多只能算作中等人家，真正顶尖的豪门是王导谢安这样的顶级门阀，他们出身顶级士族。陶氏家族后来能够兴盛，主要得益于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他凭借军功被封为东晋的大司马和大将军，其身份地位大致相当于当今的国防部长，并且多次在东晋王朝面临重大危机时立下平叛的赫赫战功。等到陶渊明这一辈时，陶家已经实现了从习武到崇尚文墨的转变。

陶渊明少年时生活在柴桑乡间，他曾坦言自己“自幼不喜世俗之事，天性钟爱山林自然”（《归园田居》第一首）。那个阶段，他还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胸怀壮志欲横跨四海，志向高远如鸟儿振翅高飞”（《杂诗》第五首）。

留意到，陶渊明提及自己年少时怀揣着强烈的志向，这种志向并非指归隐田园，而是渴望有所成就。他一生曾五度出仕，其中三次任职于军中。因此，他的诗作中除了常描写美酒，也频繁出现宝剑——毕竟他有着军人背景，确实接受过剑术训练。

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393年，陶渊明29岁时首次踏入仕途，担任江州祭酒，职位不高，仅是一个基层文官。到了晋安帝隆安二年，即公元398年，他前往江陵，加入了当时权势显赫的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团队。桓玄当时势力强大，牢牢掌控着长江中上游流域。他作为东晋大将军桓温的儿子，而桓温与陶渊明的外公陶侃交情深厚，陶渊明的外公孟嘉更是担任过桓温的参军一职。在没有科举考试的年代，家族关系几乎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

陶渊明处于那个职位，实际上就是掌管了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军事秘密。观察他那个时期的诗作，风格十分超脱，经常描写沿长江漫游的情景，从军事角度分析，他担任的参谋角色很可能在泄露军事信息。

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个显著现象是缺少爱国志士，家族观念占据主导地位。陶渊明身处这个时期，却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他经常自称是“晋朝人”。403年，桓玄夺取皇位，标志着东晋的终结，后来又被刘裕击败。因此，陶渊明又担任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幕僚。

义熙元年（405年）三月，陶渊明再度担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僚，当时军中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简略说明，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而刘裕曾经担任过刘牢之的幕僚，这是陶渊明第四次出仕为官，他最后一次任职是在405年8月，当时他申请脱离军队职务，转任彭泽县令，任职八十余日，到11月时彻底辞去官职，归隐田园。

说到此处，产生了一个疑问，陶渊明为何能够进退自如，任职时安心为官，欲归隐时无人干涉？范子烨指出，这根本原因在于家族背景。特别是东晋末年，陶渊明的直属上司刘裕已掌握重权，威望卓著，倘若他急于返回江南登基称帝，或许还有能力将五胡势力进一步驱逐至玉门关外。

陶渊明生活的那个年代，距离公元316年五胡乱华、西晋灭亡，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光景，可当时的读书人依然自认为是晋朝人。因此，刘裕收复中原，受到了普遍赞誉。然而，实际上刘裕只是借着这个功绩来积累政治本钱，目的是为了将来自己当皇帝铺路——陶渊明对此看得很清楚。

刘裕推翻东晋建立宋朝，在掌握大权之后展开大规模清洗活动。凡是担任过桓玄手下职务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逃往北方政权，留在南方的几乎全部遇害，唯独陶渊明却得以幸存。这种侥幸逃脱并非因为刘裕的疏忽大意，关键在于陶渊明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和灵活的政治手腕。

陶渊明自己请求去做彭泽县令，这件事必须得到刘裕的批准，期间他和刘裕的关系因此变得亲近；八十多天之后他马上辞职，又让彼此的关系变得疏远。陶渊明在这个事情上把握得很好，既保护了自己，也照顾了家人的生活。

彭泽县令是陶渊明仕与隐道路的分界点。他此前曾五度出仕，可见内心确有挣扎，到最后一任时才真正通透。

《桃花源记》着力表现远离秦朝的意境，《咏荆轲》着力描写刺杀秦王的事迹，其核心主旨并无不同，陶渊明其实都是反对秦朝，也就是反对施行暴政的统治方式，他向往的是一种极为真实、极为美好、极为善良、极为关爱、极为公正、极为合理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的反面，便是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专制统治——也就是陶渊明亲身经历的社会形态。

可以想象，缺少五段为官生涯，陶渊明未必能深刻感受归隐乡里的喜悦；缺少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政治体验，他也不会成就杰出的田园诗篇。

当前存在一种分歧，陶渊明是否属于魏晋时期的名士，范子烨对此持明确态度，认为他确是魏晋名士，并且是这一群体中的顶尖人物。

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崇尚的是一种独特的品格魅力，一种将生活艺术化的境界。某年重阳佳节，陶渊明一时兴起想饮酒，却发现自己身边没有酒，于是他摘来一束菊花，在屋檐下独自感伤。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一位身穿白衣的人正向他走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来给他送酒，这就是后世传颂的“白衣送酒”故事。

试问，这样的人物不风流，还有谁能自命风流？

魏晋时期的文人崇尚超脱，行为放纵，服药赤身奔跑是常见活动。陶渊明不参与这类行为，虽然他热爱自然，具备文人的洒脱气质，但他的思想深处儒家思想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是个有操守的读书人。在中华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发展历程中，陶渊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他开始，中国的文人不再感到孤独，因为人们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灵魂寄托，那就是这种寄情山水、吟诗作赋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