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多维建构与他者认知

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多维建构与他者认知

摘要：相较于我国的中国文学史，美国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通史性著作对陶渊明的形象进行了多角度的塑造，强调在广泛的文学体系中阐释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擅长从思想信仰等多个层面展现陶渊明深邃的内心世界，在比较研究中凸显陶渊明的独特性格与影响力，并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探讨陶学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对陶渊明的论述从西方汉学的视角出发，确认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同时，从“他者”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更加复杂且充满矛盾的陶渊明形象。

关键词：美国汉学；中国文学史；陶渊明

陶渊明作为中国诗人，是西方学界早期关注的焦点之一。他的诗作英文翻译工作，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由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著作《古文选珍》与《古今诗选》中展开。而在美国，对陶渊明诗歌的英译研究，大约始于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编选的《神州集》中，该选集中收录了陶渊明的一首四言诗《停云》。随后，美国学术界陆续推出了对陶渊明诗歌和散文的翻译以及相关研究论著，尤其是在美国学者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书籍中，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都得到了专门的论述。美国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中有关陶渊明的记载，构成了英语世界塑造与传播陶渊明形象的关键文献基础。深入研究和审视这些内容，我们不仅能洞察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异国中国文学史中的接纳程度、评价状况以及所占据的位置，而且能够揭示西方学者是如何重新塑造陶渊明形象的，这为我国陶渊明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参考。

一、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

1950年，美国学者海陶玮所著的《中国文学论题——纲要和书目》问世，标志着美国学者首次尝试撰写全面的中国文学通史。在第四章“楚辞与赋”中，海陶玮对陶渊明的《闲情赋》进行了论述，并附上了《闲情赋》、《感士不遇赋》及《归去来兮辞》的目录；而在第七章“乐府与五言诗”中，他又提到了陶渊明在五言诗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术界涌现了三部由华裔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它们分别是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纲》、赖明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新论》。这些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对陶渊明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陈受颐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纲》的第十章中，着重阐述了陶渊明在文学领域的地位、其家族背景、思想体系以及他的主要作品。而在第十二章，则集中分析了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责子》等作品，并对陶渊明与其他诗人的创作风格进行了简要的比较和探讨。赖明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中，对陶渊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将其视为六朝文学的典型代表。在“陶潜的生活”这一章节中，详细阐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思想风尚对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同时，结合陶渊明的生平事迹、家族背景、人生经历、个性特点、饮酒习惯以及他逝世后的声誉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而在“陶潜的诗歌”这一章节里，则对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全面概述，并对部分具体作品进行了翻译。在《中国文学新论》的第五章，柳无忌对陶渊明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陶渊明对官场的反感以及换代时期官场的险恶，促使他选择回归故里，以耕读为生，在清贫的环境中度过余生。与此同时，柳无忌还结合陶渊明的具体诗作，对其读书、弹琴、饮酒等生活情趣进行了阐述，并揭示了陶渊明诗文的哲学内涵以及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

迈入21世纪，美国地区相继推出了两部关于中国文学的专著：一部是梅维恒教授于2001年担任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另一部则是孙康宜教授与宇文所安教授联袂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分别于2016年和2013年推出了中文译本。这两部著作在多个章节中对陶渊明进行了深入探讨。在第十三章“东晋和宋的诗歌”部分，对陶渊明的家世背景、人生经历、诗歌创作主题、主要作品以及他在后世作家中的接受情况进行了全面阐述；而在第二章、第六章、第二十五章等章节中，陶渊明的影响被广泛提及，展现了他多方面的深远影响。在“陶渊明”专题中，详细阐述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生平经历、创作主旨、艺术手法以及对他人的深远影响；而在其他章节中，无论是介绍张衡、苏轼、谢灵运等文学家，还是在探讨隐逸诗、玄学、拟古等文学题材，或是讲述绝句、诔文、非正式文体等写作形式时，都频繁地提及陶渊明及其作品。

桑禀华所著的《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系美国近期推出的中国文学简史新书，2016年其中文版在我国问世。在第二章中，作者将陶渊明描绘为一位远离政治、个性鲜明的反叛诗人，并对其思想观念、内心世界以及相关诗作进行了深入剖析；而第三章则详细阐述了《桃花源记》的核心内容及其在文体上的独特贡献。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能够观察到，美国的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描述，已从最初的零星印象式介绍，逐渐变得丰富和详尽。它将陶渊明定位为一位不容忽视的诗人，并在时代背景、思想品质、性格特点、诗歌创作以及对他人的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

二、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形象的多维建构

除了对陶渊明整体上给予极高的重视和高度评价，美国的中国文学史还对其形象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构建与记录。

1.从广阔的文学整体系统中阐明陶渊明的贡献

与国内文学史对陶渊明的记载不同，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作品更倾向于将陶渊明置于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深入分析和描述，同时强调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顶尖文学家的地位及其深远的影响。不仅在朝代文学的论述中对其成就进行了着重记载，而且在探讨其他主题、人物、体裁时，亦频繁提及陶渊明的贡献，由此在思想、题材、风格、体裁等多个维度上，逐渐构建起一个以陶渊明为中心的研究领域。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第二章神话”以及“第六章超自然文学”的论述中，特别强调了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的文学重要性，指出这部作品承袭了神话学的传统，并被视为一篇相当优秀的文学作品。在“第二十五章诗与画”这一章节中，作者特别点出了陶渊明那首常被忽视的四言诗《扇上画赞》，并指出“图画上的题记”在古代文献与现今图像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这首诗赋予了全新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作者还提到了陶渊明的《尚长禽庆赞》，并认为这可能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新体题画诗，预示着陶渊明在文学领域的一次创新突破。在“第四十三章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一节中，作者提及了陶渊明的“不求甚解”的阅读态度，并指出这种态度与我国古代文学在修辞上的传统相吻合。这是因为，追求作者确切意义的精确性并不适应中文修辞的语境。相反，最理想的文本应当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让他们能够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感悟。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论述“绝句的兴起”时指出，除了《玉台新咏》收录的贾充及其夫人的诗作外，最早的联句作品见于陶渊明的作品集中；在讨论“非正式写作”时，提到自四世纪末的诗人陶潜开始，散文创作便开始涉及个人私事领域。桑禀华在其著作《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中，将《桃花源记》定位为最早出现的、具备自觉文学意识的虚构小说。他认为，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的一种特定观念，而这种观念的形成则需要文人阶层形成统一。因此，由具有明确文学身份意识的诗人陶潜创作这样一篇最早的自觉虚构小说，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些论述揭示了陶渊明在具体文学体裁类型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2.从思想信仰等多方面揭示陶渊明复杂的内心世界

国内学者对诗人崇高的品质推崇备至，因而倾向于对诗人作品进行积极的阐释，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学者更倾向于通过分析思想信仰和具体诗文来解读陶渊明，由此得出与国内学界相异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同样对美国的中国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记载产生了影响，书写者试图从诗人的思想信仰和具体诗文入手，揭示陶渊明内心的深层次及其作品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样性。

陈受颐指出，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源于儒、道、佛三种元素之间有趣且和谐的融合。他详细阐述了陶渊明作品中蕴含的多元思想，并指出这些思想在其人格的文化构建中，受到了中国传统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赖明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中，首先阐述了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演变，探讨了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对文学创作和文人思想观念的塑造作用；同时，他还深入剖析了陶渊明诗文中的内在矛盾与心理复杂性。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一书阐述了陶渊明在追求官场生涯与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之间的抉择，指出“陶潜所遭遇的这种内在的二元对立在当时颇为普遍——通常体现为儒家积极入世与道家超脱尘世的对立。归隐这一主题在士人文化中广泛存在，那些难以割舍仕途的士人们，常常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情感。”陶潜不仅以言语，更以行为践行了退隐之道，这实属难得可贵。他的部分作品，诸如描绘理想境界的《桃花源记》、首部五言诗《归园田居》以及以隐居为题的《归去来兮辞》，无不显现出《老子》中景象与语言的深刻影响。陶潜的诗歌中，典故的主要出处是另一部道家经典《庄子》，紧随其后的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这种现象或许揭示了陶潜个性中的一种内在冲突与张力。《剑桥中国文学史》这样阐释道：“孔子提倡即便身处逆境，也应注重自我修养，他主张‘君子’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应果断地从公共事务中抽身退步。”这些观点与庄子对文明的批判相结合，构成了隐逸派作家有力的文学表达，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陶潜。他认为，陶渊明的名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蕴含着东晋玄学的深邃智慧，“并非山水本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而是那能够照亮世间万物的‘玄览’。这种心智的强大，甚至能够超越自然环境的限制”。

桑禀华这样揭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这种沉思型的田园诗作实际上也成为了政治抗议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儒家思想教导统治者应将进言视为推动清明政治的忠诚行为，但那些勇于提出批评的官员却常常遭受贬谪和流放的命运。在劝诫与抗议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有德之士尚可选择隐退山林。儒家的忠诚之臣转而成为隐居之士，字面意义上即为“隐去的士人”，他们退出了那追求名利权势的尘世……他们一方面怀揣着建立功业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在朴素快乐中寻求心灵的慰藉。尽管他们赞美自然，赞美真挚的情感，但这并未真正化解内心的矛盾。这种入世与退隐的矛盾在陶潜（365—427）的众多诗作中均有体现。

受到这些观念的启发，陶渊明的诗作呈现出更多元化的解读途径。桑禀华提出，在陶渊明的三首联诗《形影神》中，那种入世的雄心与简朴的快乐之间的矛盾，是通过诗中不同自我部分的对话来展现的；《归园田居》一诗则揭示，摆脱烦恼并非易事，尽管回到家乡的小农场能够让人远离官场的束缚，但诗中的主人公却陷入了更为广阔的自然之网，那里的力量同样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

3.从对比研究中突出陶渊明的特质和影响

国内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对陶渊明的记载往往侧重于个体分析；而在美国的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描述不仅限于对某个朝代文学的论述或专章探讨，还常常在其他文学人物或现象的讨论中出现，从而使得陶渊明的个性和影响在对比性的叙述中显得更加突出和完整。

首先，我们关注陶渊明与前辈文学家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在提及张衡的《定情赋》时，可以这样表述：在东汉末年以及魏晋时期，诸多诗人曾围绕同一主题创作过赋文，这些作品的名称均以“定情”为核心，呈现出不同的变体。在这些作品中，最为知名的一篇当属陶潜（365—427）所撰写的《闲情赋》。谈及张衡的乡村题材创作，他描绘的乡村景象，宛如一幅理想化的隐士画卷，此等描绘成为了后世乡村生活描写的楷模，其中不乏“田园诗”领域的佼佼者陶潜。

陶渊明与同代的文学家们形成了鲜明对比。《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指出，在东晋以及刘宋时期，陶渊明与谢灵运两位诗人成功摆脱了玄言诗的束缚，引领了文学的新风尚。其中，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被特别提及，通过对比，凸显了陶渊明诗歌中日常生活融入诗篇的自传性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提到，一方面，它阐述了谢灵运在文学创作上受到陶渊明的显著影响，指出谢灵运的《石室山》在艺术表现上深受陶渊明《饮酒》诗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启发，并巧妙地加以运用；另一方面，它对两位诗人的相似与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两位诗人对待阅读都极为严谨，他们利用所阅读的书籍来审视、质疑、辩解以及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两位诗人都在与大自然进行着长期的抗争：陶渊明通过开垦荒地、耕种土地，将荒芜之地变为美丽的田园，他时常忧虑自己的庄稼以及个人——作为诗人的成就——可能会被杂草淹没，被人遗忘；而谢灵运则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从山水之间挖掘出深意，将复杂的大自然与自身的丰富经历、思想与情感融合成一个富有深意的整体，并在这一整体上留下自己独特的感悟与理解，最终实现了心灵的觉醒。”

第三点是对陶渊明与后继文学家之间的比较。在与鲍照、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比较中，我们明显看出后人对陶渊明的仰慕、接纳与传承，这反映了陶渊明在思想、题材、艺术等领域所占据的开创性文学地位，以及他作为文学典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陈受颐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杜甫的短篇诗作与陶渊明的诗歌在某个方面存在共通之处，即它们均能在逆境中展现出幽默感，即便是在饥饿和贫困之中，也能保持精神的独立与高尚。进入杜甫的后期创作阶段，他描写自然的诗作数量明显增加，这一现象既是对陶渊明诗歌传统的继承，也标志着宋代诗歌发展的先导。《剑桥中国文学史》指出，苏轼等后世文人对于陶渊明形象及其文学地位的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挑选陶渊明作品中的不同版本，强化了陶渊明作为一位宁静淡泊的隐士、对诗歌艺术不甚关注的形象。苏轼尤其推崇陶潜，并曾模仿其诗歌风格。《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指出，晁补之在苏轼的影响下将陶渊明视为文学楷模；然而，晁补之对陶潜的崇敬反映出他不再投身于政治领域，而是进行了一次文化上的转变，并对文人角色进行了重新界定。

4.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论述陶学的价值和影响

在撰写美国的中国文学史时，人们常常会主动思考并研究陶渊明的诗作所体现的人之常情，同时探讨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喜爱及其背后的客观因素。此外，他们还会提及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作家对陶渊明的接纳情况，以此来阐述陶渊明的诗文所拥有的广泛价值和全球性的影响力。柳无忌从哲学与思想层面剖析陶渊明的诗作，指出其中展现了一种悠然自得、平和宁静，与自然及周围环境完美融合的神奇境界，这种意境被认为是中国哲学中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幸福。陶潜在其作品中，将他对自然与人生的真挚而深入的思考、平和的个人见解以及坦荡的胸怀呈现给读者，因而他的诗作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由于人类的思想感情具有普遍性，这些诗作亦将使其他国家的人民对他产生亲切感。他基于陶渊明的艺术特色及西方读者的接受倾向，探讨了西方读者对陶渊明作品的喜爱之处，并向西方读者这样推介：“在我国众多诗人中，陶潜或许是最容易被西方读者所接受的。对于刚开始接触中国诗歌的西方读者来说，他是一位理想的选择，因为他的诗作中典故较少，欣赏他的诗歌并不需要过多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背景知识。”若能领略罗伯特·弗罗斯特作品中那份温馨的人情，便能同样感受到他的魅力。阅读他的诗作，需细细品味其中的深远意境。理想的阅读时光，或是夏日户外，或是冬日炉火旁，手中捧一杯温酒，那将是何等的享受！他涉猎广泛，不论是何种体裁或题材，每一篇作品都值得细细品读。

三、美国中国文学史陶渊明书写的意义

美国的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关注与记载，从西方汉学的视角确认了他在我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与国内的研究成果相互映衬。与此同时，这种记载还从“他者”的视角塑造了一个更加复杂且充满矛盾的陶渊明形象，对于国内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1.从西方汉学角度认定陶渊明的地位和影响

从宏观角度审视，尽管这部美国编撰的中国文学通史在结构上可能较为简略、内容上略显单薄，但它仍不惜篇幅对陶渊明进行了详尽的记载。这一做法充分展现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反映出西方汉学研究者对陶渊明重要性的认可。这些文学史著作普遍对陶渊明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例如，《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他誉为“中国传统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则称他为“唐代以前最为杰出的诗人”。陈受颐将他称为“伟大的文学巨匠”，柳无忌则认为在陶渊明（365—427）的作品中，魏晋时期对自然的热爱以及独特的诗歌风格达到了巅峰。这些“他语书写”与本土评价相吻合，彰显了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在文学史上地位及其广泛影响的肯定。

海陶玮作为美国本土首位专注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其著作《中国文学论题》对于美国学术界对陶渊明的理解产生了显著影响。该书在内容上并未对具体的作家和作品进行详尽的介绍与评析，然而，它却详细阐述了陶渊明及其作品，并热情推荐了若干诗文译本。海陶玮于1970年发行的《陶潜诗集》标志着英语领域中首个陶渊明作品的注释与翻译版本。他在此领域较早地发表了多篇关于陶渊明的学术论著，因而被誉为西方世界首位专门研究陶渊明的学者。

2.从“他者”认知角度构建出更加复杂矛盾的陶渊明形象

美国的中国文学史在描述陶渊明时，将其形象视为一种由诗文塑造的理想化身，或是通过媒介塑造的理想形象，而非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这种看法在西方陶渊明研究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对西方对陶渊明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中的“第三章从东晋到初唐（317—649）”时，田晓菲专设了关于陶渊明的部分，她指出陶渊明的作品里流露出了鲜明的自我展示意愿和积极的创作印记：他将叙事元素巧妙地融入诗歌之中，使得诗歌本质上成为自传，尽管这样的自传描绘的是一个经过高度构建的自我形象，而非客观的纪实……陶渊明是史上首位在长篇叙事性诗歌的标题中标注创作日期的诗人，这一做法后来在文学创作中变得普遍。这种分析侧重于从作品的文字入手，揭示诗人的自我形象，并试图恢复其创作初衷，将陶渊明的诗歌视为一种有意为之的“树碑立传、以文传世”的文学创作，从而剖析了陶渊明率真而朴实的性格特点。她将陶渊明的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抄本文化的背景之下，对历代不同版本的陶集进行细致的考证与分析，进而阐明了中国传统诗学中陶渊明形象是如何通过苏轼等历代文人挑选所谓的“正确”异文来塑造陶诗文本的形态，以及这一形象是如何在持续的加工与编辑过程中逐步构建而成的。

北宋时期的学者在阅读陶渊明的作品时，若遇到“一字之差，竟有数十字之异”的现象，这种普遍观点对文本异文的选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整个陶渊明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发现，选择这一异文而非另一异文，会对一首诗的解读产生极大的差异；陶渊明的例子对于理解手抄本文化的相关问题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同时也揭示了人们对于诗人特定形象的追求，如何将一个可能相当复杂的人物简化为一种文化上的偶像。

西方学者在研究我国文学史时，对陶渊明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从而构建了一个更加复杂、立体且丰富的陶渊明形象。在我国传统观念里，陶渊明因其诗作中所展现的高尚人格和不屈精神而深受尊敬。美国学者在撰写中国文学史时，并未对陶渊明抱有本能的尊敬之情，他们更倾向于将陶渊明置于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迥异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他们以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视角来描绘这位中国诗人，将陶渊明的诗作看作是高度艺术化的形象，而非简单的客观记录。这种做法凸显了对中国文学理解的多元化、多样性和丰富性。

结 语

西方学者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构建，为我国陶渊明研究带来了新的外部视野，不仅从国际汉学立场确认了陶渊明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及其深远影响，同时也对国内陶渊明研究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疑问和挑战，进而为国内学者解读陶渊明提供了全新的、多角度的视角，对推动我国陶渊明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陶学是一门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的学术领域。在美国所编写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关于陶渊明的论述部分，其解读与国内对陶学的理解保持一致，但在构建方式上则存在差异。通过综合分析美国与中国文学史中关于陶渊明的论述，我们不仅能确认西方汉学领域对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中关键地位及其影响的广泛认可，还能深入掌握西方世界对陶渊明的认知与描述，吸收并借鉴国外陶学研究中的宝贵思路与方法，从而丰富并提升我国陶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东西方陶学研究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助力全球陶学研究的不断深化发展。

该文发表于《中州学刊》2022年第8期“文学与艺术研究”专栏，由于版面有限，故对注释和参考文献部分进行了省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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